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2）

第三，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必须用辩证法思想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第四，制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方针和总目标，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明确政治方向和基本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提出了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他所论述的十大关系，其中有五个方面都是有关政治建设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高度重视的，他多次强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在法制问题上，他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五，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毛泽东自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明确指出，价值规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作用，价值“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明确指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认为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理论储备。

第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确定思想指南和文化旨要。

毛泽东首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一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方向引领和思想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更不能动摇。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他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高度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标准。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六条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六条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源头，邓小平曾明确说过“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他提出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要实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第七，规定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着力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临近国家的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活动创造了前提基础。

第八，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强调要始终警惕和预防共产党变质变色。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强调维护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初步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并明确提出自己希望退出领导岗位，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中设置一线、二线，推行党代表常任制和领导干部任期制。他还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强调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