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市场管住科研腐败

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对审计署曝光的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近年来，科研腐败已成热点话题，违法违纪案件时有曝光。

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审计署曝光之前，中国科协的调查就已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科研腐败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阻碍是致命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科技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中，用来分析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术语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是通过对决定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分析来考察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的一种理论。简言之，全要素生产率系指在各种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土地忽略不计）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美国经济学家索洛首次正式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结于除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增长以外不能直接度量的所有因素。

理论界的基本共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来源是科技进步、规模效益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其中，科技进步除了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显著外，因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量化衡量而得到学界的格外重视。

中国经济发展至现阶段，“人口红利”已经出现衰减，资本报酬递减也必然会出现。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出现大幅下滑，且这种趋势有强化的倾向。与此相伴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而资本报酬递减的铁律势必阻止仅仅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怎么办？必须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从依靠劳动和资本数量的投入转移到依靠科技水平的提升上来。这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需的重要发展路径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等学者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 27.4%，而日本则相当于美国的88%。

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当然需要科技资金的投入，但如果因为腐败而使得资金使用效率大打折扣，其后果则不言而喻。

科研腐败是吏治腐败的衍生品，是中国科技管理体制天然的自身缺陷使然。仅就科研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言，如何避免腐败，通过市场来运作当不失为有效之策。我们完全可以将国家投入的科研资金委托市场中介组织实施招标和监管，再通过配套的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特别是通过资金直接支持和政策（如税收）支持激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更是当务之急。

国外一项运用2002—2004年万余家中国企业的相关数据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私人企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比全资国有企业高出50%以上。国外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在 1978—2007年间使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 1.36%，非国有部门则为4.74%，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28.7%。

更进一步而言，新技术的获取并不是障碍，关键是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机制如何。普雷斯科特等学者就认为，穷国和富国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存在的原因在于，贫穷国家通过引入某些障碍措施来阻止现有可用技术的有效运用。而设置类似障碍的初衷便是保护当前生产环境下的行业参与者的既得利益，使其免受来自外界竞争的影响。如果贫穷国家能取消类似的保护，那么其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快速增长，而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富有。

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当然内容。当前我国以分权、放权为主要手段，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如火如荼开展，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理应顺势而为。

科研资金的使用也属于资源配置范畴，在资源配置领域，事实一再证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要比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高效得多！通过社会化、市场化的中介组织承担科研资金分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对资金的使用过程、科研成果进行监管和评审，应成为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资借鉴的思路。

对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而言，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的参与则是万万不能的。因为市场是自由竞争主体获取利益的主战场，相比于行政管制，市场会更透明；项目选择上，市场会更公平；项目监管上，市场会更无私；资金使用上，市场会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