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2）

组织网络：

以组织夯实社会基础

在一个多党竞争的国家，一个政党仅有好思想好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发达、坚实的组织基础以联络民众，否则在政策趋同化的“共识政治”时代，民众就会失去其“党派”身份，迷失于各家各派看似近似的政治主张之中。事实上，在各大主要人群中，比如工会、年轻人、妇女、宗教界，瑞典社会民主党都有自己的分支性组织。

作为一个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拥有最为密切的传统关系。瑞典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很高，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80%~85%)都参加了总工会（LO）。瑞典总工会是瑞典公认的最大、最有影响的利益集团，是一个现有16个行业工会（最多时达到20多个）的伞状组织，它们将全国的蓝领工人组织起来，成员大约有200万（20世纪80年代超过了200万）。这16个工会跨私有和公共部门，它们在各地均有分会，在企业车间也有小组。

瑞典总工会是由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年建立的，因而工会工作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重点。在形式上，工会和社民党彼此独立，工会也宣称“在政治上不结盟”，保持独立行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同构化了，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首先，成员身份的双重性。总工会所辖的地方分会与社会民主党有一种从属关系，这部分工会成员自动成为社民党的集体党员，工会的集体党员一度占到了社民党党员的2/3到3/4。这种情况一直到1987年社民党议会党团决定改变这种所属关系后才开始变化。其次，两大机构领导成员的重叠性。总工会的主席几乎总是社民党的全国执委会成员，至少有一个来自全国性行业工会的主席作为社民党执委会的副主席。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总是从工会中选拔内阁成员，而且往往占据要职。在这种同构的安排下，总工会也一直是社民党的重要财源，工会除了以党费和选举赞助的形式为社民党提供赞助外，还在培训、报纸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除了工会外，社民党还保持了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稳定联系。在社民党的官网上，可以看到具有社会民主党属性的社会组织，如与青年人联系的瑞典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与妇女联系的瑞典社会民主妇女国家联盟、与基督徒联系的瑞典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最大的青年组织即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许多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都是从该组织开始政治生涯的，如著名政治家奥洛夫 帕尔梅（OlofPal-me）和英瓦尔 卡尔松（IngvarCarls-son）等。

合作与协商：

以协商民主扩大社会基础

瑞典社会民主党除了建立自己的牢固的社会组织，还在政治生活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其能为其他政治派别力量所接受，其中，阶层关系中的阶级合作主张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最值得关注。

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中就包括阶级合作思想，合作、平等和福利共同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二战以后，阶级合作思想指导下的协商民主，就变成了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所组建的国家机构的原则和决策机制。

二战后，瑞典成立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事实上就是一个阶级合作组织，它是由政府、工会和资本家共同管理劳动力的机构，负责劳动力计划、职业培训计划、就业服务、失业救济、长期经济计划等，因此它也是瑞典影响最大的经济机构。其领导机构由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雇主联合会代表（3名）、工会联合会代表（3名）、职员中央组织代表（2名）、职业协会联合代表（1名）组成，还有两位成员代表妇女和农民的利益，并在全国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实际上是瑞典经济运行的核心，是政府借助于劳资合作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角色。

阶级合作不仅体现在宏观政治层面，也具体体现在微观经济生活中。1976年，社民党执政的瑞典议会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规定工会享有就企业经营、雇佣等重大事项的谈判权、拥有企业经济技术情报的知情权。很多人认为，这个法令的通过，使瑞典进入了经济民主化阶段，因为它给予工会就企业的劳动组织和管理的一切问题进行谈判的权利，以及了解企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阶级合作思想在决策过程中体现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协商民主。1949年，“星期四俱乐部”由社民党倡导成立，它是政府与企业界人士就重大经济政策问题定期会晤的非正式协商机构。从1955年起，埃兰德首相又邀请企业界、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定期到他的乡间别墅“哈普森”共商国事，作为协商民主政治的“哈普森民主”因此得名。此后,社民党帕尔梅、卡尔松等继任领袖都把协商民主奉为圭臬，在制定、实施某项政策时，充分地与其他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进行协商与对话。社民党作为第一大党大概与其阶级合作和协商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

好的理念、好的政策、完备的组织系统以及体现为协商民主的阶级合作，应该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功的秘笈，也是塑造作为“人民之家”的“瑞典模式”的关键所在。但是，“人民之家着火了”。“人民之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和单一宗教的基础之上，冷战后越来越多的难民进入瑞典和北欧，对该地区的同质性结构构成挑战。伴随着伦敦、巴黎骚乱以及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2013年春夏之际，斯德哥尔摩街头也出现骚乱。“人民之家”如何包容外来民族而让“瑞典模式”光彩依旧，无疑是摆在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瑞典政治家和民众面前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