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在“省部级领导干部转型升级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讲话披露,目前中国行政审批事项,中央层面有1500多个,地方政府层面有1.7万个。
就政府现代化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大进步。2000年前后,当时仅广东全省三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审批事项就过万。如果考虑到广东省因改革开放较早,在简政放权方面处于中国前列,那么全国的行政审批数将会多么耸人听闻。
如今的1.8万项还是很多。这恐怕也是本届政府上任之初就把进一步削减行政审批、放权作为执政重点的原因所在。
行政审批直接体现为政府权力,于民众的感受而言,就是政府同意或不同意你做某些事,或者同意你还是别人去做某些事的权力。它预设的一个前提是,政府比民众更聪明、更有大局观、更能统筹优化。
不过,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权力不一定能够体现出那些预设的“优越性”,反而常常变成低效、反应迟钝,甚至是刁难的同义词。
行政学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科层制的中间环节往往会人为拖延信息传递,为的是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和存在,并称之为“鸭绒垫”效应。因此,现代行政改革往往以克服鸭绒垫效应为核心。
因此,政府进一步放权的改革,恐怕要从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向削权与审视每一项行政审批是否必要并重转变,避免中国众多的政府机构变成鸭绒垫,避免公务人员在垫上蒙头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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