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话语陷阱 走好中国道路（3）

第三类，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衡量中国道路。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各民族国家，无疑会有许多共同的或相似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即使文明差异很大的国家，只要都是联合国成员国，都认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共同价值的存在。像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不仅是西方的价值，也是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而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显示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价值能否称为“普世价值”呢？这里需要对“普世价值”概念的含义加以辨析。就“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本身来说，它不仅应该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不分地域、民族、肤色、性别、宗教、党派等要素，在人类的地域空间上具有全面的覆盖性，而且它必须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是自古至今人类都信奉的价值。显然，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这些现今流行的概念，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即使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概念，也是经过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成为西方的普遍性价值观的，这就是它的历史条件性。换言之，这些价值是历史发展到近代之后的产物，而非脱离历史条件的抽象性存在。就空间性而言，不同国家的人民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实践也是千差万别的，只强调这些价值的普遍性而忽略其地域和民族的特殊性，“普世价值”的说法本身就成了片面的说辞。

需要追问的是，现今西方舆论及其在中国国内的呼应之声用“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究竟是学术上的评论还是具有政治上的意图？显然，他们用来衡量与批判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普世价值”，是已经去掉历史条件性和地域与民主特殊性，而只为当今西方所信奉的价值，已做了概念上的偷梁换柱。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舆论实质上是在用当今西方的价值来衡量、进而贬斥中国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这些舆论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来包装当今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将不符合这些价值标准的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加以抹黑，并借用其所处的话语权优势力图置话语权弱势的国家于百口难辨的境地。这种“普世价值”攻势给中国造成两难选择：要么被冠以“反普世价值”的污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合法性流失，使中国道路难以为继；要么归顺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接受西方价值观对中国道路的改造。由此可见，以“普世价值”来衡量中国道路是一种话语陷阱，政治意图深藏于其中。

第四类，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外交战略几经转折，但有一条主线非常分明，那就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尽管有过挫折与失误，但总体上的成功无可辩驳：它不仅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而且为其后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晚清与民国年代“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被近代国际体系边缘化的中国重新回到当今世界舞台的中央；它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和平环境，也为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良多。

同时，新中国的外交历程也一直伴随着国际舆论的种种“恶评”，尤其是冷战之后，各种贬抑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的西方舆论此起彼伏。不管是“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和“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由学术研究包装的意识形态话语，还是“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在非洲殖民论”、“在气候暖化问题上不负责论”、“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论”等更直白的谴责性话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都构成了话语陷阱。比如“历史终结论”和 “中国崩溃论”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严重误判，对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意愿及发展前景予以釜底抽薪；“民主和平论”将中国视为具有“当然合理性”的西方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异端，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的合法性；“大国政治悲剧论”与“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都意图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美国的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敌人，并呼吁在中国强大之前加以扼杀；“在非洲殖民论”用西方的殖民思维来歪曲中国的对非政策，意在唤起非洲的反华意识；“在南海妨害自由航行论”，实质上是为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利益保驾护航；“在气候暖化问题上不负责论”的实质与之相似，但又假借了“气候科学”的外衣，站在国际伦理的制高点贬斥中国气候与减排政策的道德基础。

还有一种西方学术话语包含的陷阱更为隐蔽，典型的如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他在论述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时否定了以和谐、和平、仁爱为主旨的“孔孟范式”，认为现实中的中国战略文化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无异，从而曲折地否认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文化哲学根底。对于这样的学术话语陷阱，学界应当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