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话语陷阱 走好中国道路（5）

其三，西方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西方国家将利益视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核心因素。19世纪英国外交家帕默斯顿有句被西方奉为圭臬的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久及永恒的，追求这些利益是我们的义务。”西方针对中国道路的无数话语，或作政治制度优劣的比较，或站上伦理与道义的高度，或以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名义，或贬损或褒扬，其背后都有自觉不自觉的国家利益动因。实质而言，西方话语往往就是其国家利益的包装。拿近年来被热炒的气候暖化与二氧化碳减排议题来说，一些国家制造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不负责任的舆论，似乎是以科学实验为依据，并站在环境保护与全球共同利益的道义制高点上，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其已经取得的人均减排不对等利益，同时施压中国在减排上做出巨大让步，以阻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如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其核心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重大威胁”。有些“中国威胁论”的作者干脆是为了赚取商业利益而迎合西方的“主流民意”，因此赚得盆满钵满。由于利益概念的扩展，在今天的世界上，让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赢得国际话语权、树立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形象等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家利益通常经由话语包装，而话语权本身又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当然，西方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并非都有着拐弯抹角的话语包装，而是经常直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直白表达，甚至有点“理直气壮”。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阐述道：“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她这样的表述反过来也使我们认识到，她所谓中国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的言论，实质上也正是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话语包装。

其四，将中国纳入西方的轨道。这是西方对中国的一项基本战略。从西方在近代欲将中国纳入其殖民体系，传教士们要用“上帝”救护中国，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欲将中国纳入其联盟体系和远东管理框架，到冷战后采用政治、经济与舆论手段，或施压或诱导，以促使中国向西方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等这些事实，可看出西方欲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长期延续的历史线索。当中国贫穷落后时，西方舆论认为人口庞大的中国是威胁；当中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走向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时，西方舆论从意识形态上认定中国是威胁；而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以强劲的态势崛起时，西方舆论又从实力、文化、制度等角度论证中国的威胁。就是说，无论中国发展状况怎样，只要中国不是实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是奉行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西方就会视中国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曾有过“谁失去中国”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就是在追究美国没能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责任。显然，在今天中国已经崛起的现实面前，西方话语成了一种新的武器，“话语权战争”成为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基本结构下，西方话语正是以制造种种“话语陷阱”的方式对中国和中国道路展开这样的“软战争”攻势。

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经历重大牺牲、坚持不懈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得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适合中国自身的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西方学界难以超越其偏狭的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宪政与极权、法治与人治的二元论视角，只会选择负面的词汇与话语来描述中国与中国道路。这种思想方法的局限，加上其近代以来获得的对自身历史经验、制度优势与“普世价值”的自信，再加上西方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意图，由此汇聚起西方对于中国和中国道路的种种话语陷阱便不难理解。对于中国而言，只有警惕西方话语陷阱，认清西方话语实质，才能走好中国道路。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