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话语陷阱 走好中国道路（2）

第一类，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历史与发展前景。这类话语陷阱有这样几个部分构成：一是贬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随意夸大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损害党的形象；二是宣告世界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三是通过制造舆论瓦解民众对中国道路的信心；四是美化西方制度，强化其制度诱惑力。

众所周知，中国道路的最鲜明特征之一就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但西方主流舆论一向习惯于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妖魔化，用独裁、专制、反人权之类的话语描述共产党政权是其家常便饭。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犯过的一些错误，西方舆论及其国内追随者更是随意夸大，不从历史看失误，而从失误看历史。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西方的“共产主义终结论”和“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于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便宣告共产主义将在21世纪“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与之相呼应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这一理论事实上在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未来。新近的例子是2011年西亚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这些政治变局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西方舆论据此再次推理出中国也将西式民主化的论断。这样，西方话语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情贬抑，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尽情美化，使此类话语陷阱极具诱惑力。

第二类，针对中国的经济成就、经济制度与经济伦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这60多年的历史既是一个延续的进程，又是一个因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而发生了转折的进程。历史的延续与转折本来是一种辩证关系。但是，在国内理论界却产生了所谓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争。有些人在肯定新中国60多年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否定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归因为改革开放，甚至认为“后三十年”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另一些人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否定“前三十年”的道路探索和奠定的经济基础，甚至把“前三十年”描述成“瞎折腾”，似乎发展道路上的挫折不是历史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种观点都片面地切割了历史，且都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制度以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话语陷阱。党中央正是认识到这两种观点的危害与片面性，才提出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实事求是立场。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公平，农地征用补偿不到位、市场经济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采用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制度的最大特点。然而，西方舆论却将当今中国的经济制度归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罗恩·卡里克将中国经济模式称为“威权资本主义”，英国《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威尔·赫顿、马丁·雅克则称中国经济模式为“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内，也有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对中国经济制度或模式的“资本主义”定性，不仅歪曲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而且割断了中国人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期望，诱导民众将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归因为经济与社会性质的变化，而非改革的不完善。此外，还有一些描述中国经济改革措施的话语，也在构建着经济领域的话语陷阱。如当前中国政府正致力于财富分配调节和收入制度改革，就有舆论抛出了“劫富济贫”的政策解读，一方面使正当的改革措施被曲解为贫穷者与富裕者两个阶层的利益对抗与博弈，另一方面削弱了改革的经济伦理基础与正当性。这样的话语无疑会阻滞趋向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