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律性认识（2）

推动改革必须破除计划经济思维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分不开，其潜台词是：在公益性文化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之间，应当增加一类，叫做“准公益性文化单位”。提出这样的概念，究其实质是不被划入经营性文化单位之列，从而避免转制为企业，最终逃避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不破除计划经济思维惯性，文化体制改革就迈不开步；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文化体制改革就趟不出路。

计划经济体制属于一种政府包揽体制，文化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文化单位的运行经费由政府提供，文化活动由国有文化单位组织实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已被打破，社会力量、民营资本也参与文化建设。过去，文化产品和服务只能由国有文化单位供给，现在非国有文化单位也能够供给；过去，文化产品和服务只是由文化事业单位供给，现在包括民营文化企业在内的所有文化企业也能够供给。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体已呈现多元化趋势。

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其中包括财政投入方式改革。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举办文化事业，一般由财政出资养机构、养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同样也可以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从养机构、养人转向购买服务，所改变的就不仅仅是财政投入方式，而且大大拓展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

——公益性文化单位可以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包括国有和民营文化企业，同样也可以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国有文化单位要么划归公益性的，要么划归经营性的，不单设所谓“准公益性”的，企图据此而躲避改革的侥幸心里被击破，国有文化单位分类改革稳步推进，并走在了全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前列。

——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完全可以采用政府采购方式，避免因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免费，挤压了对外文化贸易的空间，推动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改革要坚持既破又立

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深刻革命，不但要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观念和体制，而且要建立起一整套的新理念和新体制。这种新的理念和体制，既要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革要坚持既破又立：只破不立，就会出现观念盲区、体制真空，理念和体制就不完整、不匹配；只立不破，新旧体制就会胶着，新旧观念就会冲突，新体制就会慢慢被吞噬，新理念也渐渐会遭围攻。

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这是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承认文化具有“双重属性”，到推动国有文化单位分类改革，就是为了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尽快转制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放宽文化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是培育市场主体的另一条途径。经过10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各种所有制类型的市场主体竞相涌现，基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文化体制改革在微观上取得的突破，就为宏观上加快改革创新提出了新课题。因为宏观管理的对象，已从过去主要是文化事业单位，转向主要是文化企业，宏观管理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微观改革上的“破”，倒逼宏观改革上的“立”，管理手段要丰富，管理方式要创新，管理体制要完善，与微观改革相呼应、相对应、相适应：

——设立出资人机构。出资人，即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是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时遇到的新问题。文化体制改革以前，谁是出资人似乎不重要，不影响文化单位的运行。但是，经营性文化单位要转制为企业，要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出资人问题就绕不过去了，特别是经营性文化单位隶属于党政机关的，这个问题就更突出，因为1998年中央就做出了党政机关不能办企业的决定。随着中央经营性文化单位大规模转制，中央明确由财政部履行中央文化企业出资人职责，并组建了专门的机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前后，全国约有一半以上的省份设立了出资人机构或监管机构。

——终结文化行政分业。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文化被划分为文化艺术、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三大行业，并隶属于不同行政部门进行管理。自2004年起，一项旨在突破文化行政分业局限的改革悄然推进。这项在副省级及以下城市推动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一是剥离了隶属于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个部门的市场监管职能，整合组建了统一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二是剥离了隶属于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个部门的行政职能，整合组建新的文化行政责任主体，业内简称“三局合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全面完成，预示着不再按行业而是按职能设置和调整文化行政部门已是大势所趋，文化行政分业的历史行将终结。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