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领导小组值得期待

张维迎，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他在经济学理论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

11月13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次日，张维迎在中关村静谧的书斋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张维迎认为，此次三中全会，决定要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变化；肯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中国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值得期待。

这次，张维迎和公众一样关注三中全会，但又以经济学者的理性，谨慎地超脱于这种全民聚焦。

他认为，下一步中国的国企改革还得继续推进。而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如果观念不突破，“后发优势”可能变成“后发劣势”。他建议，中国下一个十年改革，必须大力突破诸多观念误区，建立丰盛的“思想市场”。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真改革”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你看到了公报的内容吗？有没有让你意外的地方？

张维迎：没有什么意外的。但这次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下一步要加大推动改革力度，是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去统筹协调。我对成立这一机构很有期待。但我更看重下一步的具体政策措施。

新京报：这次各方对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分析很多。这次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跟上世纪80年代的体改委有何不同？

张维迎：80年代的体改委，功能很强的。当时是总理担任主任，权威性很强。各部门提交改革方案，由体改委认可之后，才能通过，比如推动价格改革等。许多部门提交的改革方案，都是设计了十几稿。体改委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希望我们新成立的这个机构也有这种能力。

不过，后来体改委的功能被削弱，后来变成体改办，合并到发改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消失过程。再后来，成了一个体改研究会，变成民间组织。

现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判定改革力度的一个标志。我认为，如果真正大力推动改革，就一定要有这个机构。当然，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真改革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不成立这个机构，那改革很可能只能停留在表面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你在体改委工作6年，当时体改委对改革的具体意义在哪？

张维迎：80年代的改革和试点都离不开体改委，当时体改委没有传统机构的既得利益，它唯一的既得利益就是改革。做事的人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使命感。

人要有使命感。另一个，人也有角色定位。体改委一些人，最初也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调过来的，可能一开始对改革不热心，但到了这个位子，总要做事，于是也积极的推动改革。

所以改革要有机构负责，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是很值得期待的。

新京报：这次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机构，会不会起到上世纪80年代的体改委的作用？

张维迎：有待观察。不过，我希望新成立的机构真正具备80年代体改委的功能，打破利益集团，有足够的权威性和足够的开放性。80年代的体改委很开放，接纳各种人的意见，总是要去基层调研，而不是闭门造车。

新京报：形成一个文件，必须要统筹，否则各个部位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在文字上下工夫。

张维迎：总的来讲，要真改革，就要有统筹协调的机构。这个机构一定要“超脱”。改革本身，是一种使命。

新京报：你谈使命，这是把改革寄托在人性上，而人性不可靠。

张维迎：虽然人性不可靠，但是，依然最后还是要靠人性的。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体改委面对的各机构的既得利益少一些吧？现在既得利益强大，阻力也更大。

张维迎：我要纠正一下，80年代也有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比如，当时物资短缺又要统一分配，就会有强大的部门利益。对外贸易也被控制，对外经贸部也有强大的既得利益。不要以为80年代没有既得利益。但改革采取了“地方包围中央”做法，先从一些地方试点，打开了突破口。当然，当时很多人是一心一意地改革。现在依然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但有的人的理念可以超脱利益，有的人理念不能超脱利益。我希望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能超脱部门利益。

新京报：现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不是能判断高层对改革的思路更加明晰？

张维迎：我觉得可以这么判断，比如，高层提出对过去三十年走的市场化道路，不可否定。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再往深处看，还是要看如何去做。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次并未放在突出位置，有点轻描淡写。还是延续过去的思路，没有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在嘴上说说的，一定要有新的观念突破。所谓解放思想，是很实实在在的事儿，要突破传统观念，一定是有争议的东西，有争议才是突破。

上世纪80年代，是有真正的解放思想的，比如当时吃大锅饭的，提出按劳分配，就是解放思想，引起很大的争议。提出市场也是社会主义，这也是突破。还有绩效制度、用工合同制等都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