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克服社会危机的战略（3）

　五、专制现代化： 转型政治制度的构建及其作用机制

社会转型之所以难以推进，其根源在于改革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由于触及到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改革不可避免会遭到抵制。20 世纪初俄国的形势尤为复杂： 必须同时将社会改造与政治变革、保持政治稳定与实施结构调整、维护帝国统一与探索新型中央和地区关系、遏制分离趋势与构建和谐，以及在保证制度效率的前提下维持其民主合法性等任务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实力不断加强，国家经济状况逐年改善。为充分利用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国家迫切需要斯托雷平极力构建的特殊政治制度模式———当代文献称之为专制现代化。

现代研究人员认为，斯托雷平改革以保守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全新结合为基础，因此，具有双重性和妥协性［12］( pp． 232 － 233) 。不过，斯托雷平的改革计划独具特色，完全不同于斯拉夫主义者( 认为村社是理想的社会制度) 和社会主义者( 认为村社是共产主义的基础)的保守乌托邦思想，对问题的讨论摆脱了传统思维定式的禁锢。正因为如此，斯托雷平改革计划实际上是探索应对新挑战的实用主义策略，与保守派( 主张维持农业现状) 、左翼激进主义者( 支持无偿没收私有土地并交给农民或者国家) ，以及自由派( 赞成保留私有制，同时在对土地所有者给予合理补偿的原则基础上重新分配土地资源) 等主要政治力量提出的农业问题解决方案存在本质区别。

一方面，该项改革方案坚持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提出将市场经济原则推广到农业关系领域，实现农民土地的商业流通，“允许农民拥有土地，使其摆脱腐朽村社制度的奴役”［11］( pp． 73 － 79) 。斯托雷平认为，俄国农民生活无序，其根本原因在于存在难以克服的致富障碍———村社土地所有制和村社制度完全左右了农村的生活方式。斯托雷平实行了一系列有助于俄国经济与社会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措施： 第二次解放农民，允许农民将村社份地划归个人私有，解决不平等问题； 利用欧俄过剩的人口开发东部地区； 促进劳动力资源向工业领域流动等。另一方面，斯托雷平的改革计划提出了保持法律关系稳定的任务，首先是公法领域。1905—1907 年革命以后俄国确立二元政治结构，沙皇拥有绝对权力，国家杜马作用有限。斯托雷平高度评价根据1905 年10 月17 日法令成立的代表机构，认为其对于强化民众自我意识和社会舆论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强调，按照德国的法学原则，代表制度有不同表现形式，应当将立宪制与议会制区分开来。斯托雷平指出，俄国只有立宪制，不存在议会制。俄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君主赐予的代表制，而君主是整个制度的保证者，据此，最高政权( 君主) 有可能积极参与社会转型。

因此，必须循序渐进地构建政府与代表机构和政党的关系，在分裂社会进行社会改革必须采取灵活政策。总体上，帝俄时期政府与人民代表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与政府发生过直接冲突，第三届杜马与政府经历了短暂的合作期，1917 年2 月，第四届杜马与政府的关系因双方爆发冲突而彻底破裂［13］( p． 4) 。改革需要寻求妥协，某些条件下需要在法律思维和政治智慧之间做出选择。斯托雷平强调： “在国家动荡和危机时刻，最高政权有责任挽救俄国并使其走上正确的历史发展轨道”。

从这个意义而言，斯托雷平改革与20 世纪90 年代初苏联改革在逻辑上存在一致性。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国家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过渡，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急剧变化。20 世纪末深化土地私有制的斗争招致了如同20 世纪初一样的批评之词。同斯托雷平一样，叶利钦被指责崇尚官僚极端主义。舆论认为，叶利钦改革的目的是摧毁农业生产的集体或者合作社形式，甚至导致农民分化和民众生活贫困［14］( p． 25) 。但是，任何一个《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 2001 年) 的批评者都未提出更好的建议，土地私有制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辩论与其说与科学有关，不如说与意识形态有关［15］( pp． 212 － 215) 。同1905—1917 年俄国宪政制度一样，1993 年宪法革命产生的俄罗斯政治制度属于二元政治结构，缺乏稳定性，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立宪制： 议会影响力弱，明显依赖执行权力机构，国家元首集权。与斯托雷平时期一样，1990 年代，在针对社会和农业改革存在激烈政治对峙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发布总统令、绕过左翼反对派主导的杜马才可能推进重大立法行为。因此，在后共产主义转型条件下，为避免社会革命，防止所有制关系遭到破坏和左翼极端势力掌权，保障俄罗斯国家的顺利发展，建立“可控的民主”制度再次成为现实需要，尽管将付出限制政治多元化和加强制度官僚化、威权化的代价。

六、斯托雷平改革对俄罗斯的现实意义

关注斯托雷平改革反映了当下学界对转型时期保持社会稳定途径的探索。应当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共同点，在后苏联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过程中，积极运用历史经验，避免革命性的社会动荡。斯托雷平改革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社会思想元素： 以实用主义应对乌托邦思想，以激进现代化应对传统主义，以自上而下的改革应对革命，以民族主义应对共产主义，以社会统一应对阶级分裂，以维护国家边界的稳固应对国家解体，以强化私有制应对农业集体主义，以强有力的国家应对社会无政府状态。

但斯托雷平现代化改革的思想遗产互相矛盾： 作为俄国历史上首次对现代革命挑战作出的回应，斯托雷平改革计划融合了保守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等19—20 世纪的不同思想元素； 同时，斯托雷平将理论原则与实用主义策略结合在一起。П. Б. 斯特鲁韦指出，就处世态度而言，斯托雷平属于保守主义者； 就政治立场而言，斯托雷平属于自由主义者；就行事风格而言，斯托雷平属于革命者。因此，当代史学界对斯托雷平改革持不同评价并不令人奇怪。一部分人强调其保守主义元素，另一部分人强调其自由主义色彩，第三部分人热衷于比较其改革实践与改革思想，第四部分人则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政策与其说是一项长期战略，不如说是对20 世纪初俄国革命危机被迫作出的反应。由此，对斯托雷平改革成效的评价甚至截然相反：有人热情赞誉，对改革持肯定态度； 有人则以缺乏社会支持、改革过晚为依据提出改革战略不完善或者战术性失败的看法。因此，针对现阶段利用相应改革战略和手段的可能性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不同观点。

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思考20 世纪俄国革命的原因及后果，如今我们可以从全新角度评价斯托雷平的思想贡献。历史经验表明，社会革命并非不可避免。革命的原因是在赶超型现代化条件下传统社会意识断裂，其结果是导致社会严重倒退的社会灾难。不同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不同，而且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存在差异。革命的结果与其说取决于抽象的社会规律，不如说取决于内外因素的结合、民众心理定式、改革的及时性，以及国家的管理艺术。当代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改革是防止革命的积极选择［16］( pp． 9 － 10) 。因此，必须以更为成功的反革命战略应对革命战略，防止社会和法律制度遭到自发性破坏或者有组织政变。按照斯托雷平的改革原则，这项战略不仅应当包括镇压革命极端活动( 恐怖活动) 的措施，而且应当包括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改革构想———通过激进改革实现传统社会现代化，动员民众参与改革纲要的制定，在社会与政权之间建立逆向联系制度，确立民主监督和决策机制。所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前瞻性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科学论证改革的可行性，明确改革不同阶段的任务以及具体实施策略。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认为，斯托雷平改革计划是历史上第一项摆脱现代社会革命危机的大规模方案。原因有三： 第一，这项改革计划是成熟的社会建构模式，立足于对时代社会矛盾的严谨分析，并提出了应对之策； 第二，从内容上看，改革计划无疑是革命方案的替代版本，全面回答了后者提出的问题； 第三，这一模式在实践上取得成功，斯托雷平阻止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系统提出了防止革命的改革观点，这些思想后来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应用。

当然，我们无法假设，如果斯托雷平改革得到彻底实施，俄国能否避免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有关的社会动荡，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情况下，社会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不会发生内战，也不会有苏联时期的饥荒、强制劳动和大清洗运动。历史证明，所谓农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落后意识的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不是绝对的，可以利用政府政策加以修正，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能够实现无剥削的农民社会流动，激进改革无需以极权制度为保障。

应当客观评价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正确认识斯托雷平在俄国历史转折关头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与当代的现代化问题及对策存在相同之处，研究斯托雷平改革对俄罗斯史学发展及社会发展极其关键。学术界亟须在社会需求层面构建评价斯托雷平改革的主要参数。现代化模式、对立法过程和政治斗争的分析、农业和土地改革问题、政权和社会的关系等斯托雷平改革的核心要素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时间将证明当代俄罗斯社会和精英如何借鉴这些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