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集体焦虑孕育着社会危机

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暴力倾向有加重趋势，如果不能找到舒缓之策，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社会危机，严重处还会迟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月13日晚发生于南宁的假军人车辆肇事引发聚众打砸事件，就说明这一点。可以说事件中孕含或折射出来的社会情绪，特别是非理性表达方式，必须高度关注。

其一，非理性表达具有传染性，危害无限大。近年来影响全世界的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就是非理性表达的结果。沿着演化过程梳理，我们会发现整个事件起因很简单，就是突尼斯一个名叫布瓦吉吉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卖蔬菜水果，当财物第八次被警察没收后，感到生活无望而自焚，由此引爆民怨，仅一个月就将突尼斯政府摧垮，此后化作“蝴蝶效应”传导开去，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一个个国家卷入其中，至今尚无结束迹象。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众诉求有问题，也不是说民众就应当逆来顺受，接受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而是认为忽视了社会条件和基础，在理想主义基础上采取了非理性表达方式，结果只能走向初衷的反面。由此带来的灾难只有由民众承受，苦果只能由民众自己吞下。

其二，从国民性和文化心理分析，中国拥有强烈的非理性表达的社会基础。或许来得尖刻，但仍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华民族生性温和但理性不够，盖其中之原因，在于几千年封建统治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导致了民众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这一点与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西方国家比较更突出。顺民在封闭的社会确有利于管理，有利于社会稳定，但顺民不经过启蒙，不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直接进入开放的社会，必将因无法承受个人权力急剧放大而失控，或被操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感性替代理性的暴民。再加上中国的文化不是一个妥协的文化、协商的文化，而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赢家通吃”的价值观盛行的文化，这就导致矛盾产生后无法化解，只能累积直至总爆发。这就是西方有学者评价中国一直处于历史的童年，或在起点上轮回的重要原因。其实，看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义和团运动暴民化，五四运动中的过激现象，再到“文革”和“89风波”的异化，很容易发现其间的非理性表达问题。尤其不久前的钓鱼岛争端，抵制日货声闻全国，在爱国的旗帜激情燃烧，然而你很难看到谁把自家索尼、夏普电器搬到大街上砸掉，所砸掉日货只是别人的汽车和商店，其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思。

其三，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诱发非理性表达的矛盾。中央文件屡提“挑战前所未有”，已经清楚说明对当前社会矛盾的正视。中国积累大量社会矛盾并不奇怪，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期，再加上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结果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关照等问题，这些都容易导致社会不满。实际上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需要正视。一个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萝卜快了不洗泥”现象长期存在。笔者一直认为国家在快速发展一个时期后，有必要主动放缓速度，作一些必要的沉淀和修补、修复性工作，避免持续兴奋而形成全社会躁动。规律表明，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处于不平静状态，则易于激动，当整个社会处于不平静，矛盾和冲突的燃点就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是对后发国家无法避开的天然劣势应对乏力。中国目前矛盾最集中的领域是拆迁，大拆大建本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却异化为矛盾的集散地，其间存在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但认知和文化心理的差异，价值评价系统的错位也带有根本性。比如，“赶农民上楼”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本质上都是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但别人矛盾的尖锐程度远没有我们这么激烈，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判断都是与经济发展节奏相吻合，今天中国虽然重复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老路，但民众的文化心理却处在现代，尤其是直接借用了当代西方的价值标准，这就存在着落差或错位，进而导致冲突。此外，还有中国民众权益意识迅速觉醒，但社会担当精神没有同时建立问题，等等。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再提出一个需要官民达成共识的问题，这就是矛盾问题已然存在，且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指数提升构成极大障碍，这是不能否认的。尽管这样，我们仍然需要看到，寄希望于一夜之间把现存的问题都解决掉，既不现实，也不理性。怎么办？重归理性。党和政府尽快完成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执政设计，也就是积极稳妥地出台改革方案，让民众看到出路和前景。民众则需要冷静下来，把自己摆进去作一些理性思考和判断：假如让自己来领导这个国家、管理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将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迅速解决掉？如果不能，那么就释放正能量，给予党和政府有力支持，推动中国走向理想的彼岸。举例来看，民主是当今社会最响亮的字眼或口号，笔者也一个民主的鼓吹者，在率先提出的中华化民族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笔者一直把民主视作首义，但推进民主必须坚持循序渐进，而不能急于求成。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反民主，并且是通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甚至自由人权这些过去较少关注的东西也进入了党的执政理念。所以当前民主进程与很多人的期待不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大众的民主素质有待提高。我们希望自己拥有一票的权力，以显示做主人的权力，其实“一票权”不是民主最重要的部分，否则享有一票权的西方国家，总统竞选时投票率并不高。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缺少独立思维能力，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严重，轻易为一点小利益放弃原则的社会，给予更充分的民主权，未必不走向“大鸣大放大辩论”，走向互相伤害的破坏而非建设性社会。到这时，民主就走向了反面。这就如同神学大师奥古斯丁解释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来的对上帝全知全善全能的怀疑时所说，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怎么办？重回伊甸园，真诚地信仰上帝。中国的民主进程，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向前推进，要给民众更多训练和提升的机会，民众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民主承载能力，形成良性互动。惟此才敢言从一个旧的大帝国的文化基础上，脱胎换骨，成为现代文明支撑的新的世界大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

总之，非理性表达注定走向愿望和初衷的反面，不管愿景多么诱人。笔者再一次强调，网上网下越来越强烈的集体焦虑中，已经孕含着危险倾向，持久不能舒缓，必演化为集体暴力，那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这是每个人都应当思考的，也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共同努力，避免不良结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