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与路径

［内容提要］俄罗斯是关乎中国战略机遇期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中俄关系则是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但目前中俄关系仍面临两国实力差距拉大、大国制衡、“政热经冷”等问题。增强内生性、优势渗透性并促进共荣性是确保未来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需要正视俄方关切，坚持共同繁荣、升级合作模式、改善贸易结构、扩大利益纽带，并努力缓解因俄试图制华而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关键词］中俄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俄罗斯 中国外交

俄罗斯是关乎中国战略机遇期以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 的中俄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持久的追求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其出访的第一站，既凸显了俄罗斯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也蕴含着中俄携手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意义。中俄关系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但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双方的共同利益、经济合作规模、质量都与两国间的政治战略关系不相匹配。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一极，有着自成体系的全球战略与抱负，而且是欧亚大陆版图上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之一，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俄关系不可避免要接受大国制衡这一国际关系基本规律的考验。为此，本文拟以新型大国关系为视角，探讨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条件和潜在风险，并提出若干政策思考。

　一、中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实基础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新阐述，其内涵既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重点所指。特别是在中国加速崛起、国际体系压力陡增的大背景下，中国希望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的大国相处之道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宿命，用良性竞争战胜零和博弈，以合作取代对抗，开辟大国关系新模式。相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俄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关系显然有更高程度的战略性、互信性、广泛性、一致性、互惠性以及稀缺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最为坚实，中俄关系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

首先，良好的中俄关系是中俄双方有效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的无价资产。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拥有长达4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各自军事实力均十分强大，又相互邻近，中俄交恶是双方不可承受之重。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在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无疑使两国都能以较低的防务负担获取相邻区域高质量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中俄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其他方向的安全隐患。俄西部已经与北约接壤，“为了防范俄国，欧洲沿着俄国的边界筑起了一道‘铁幕’，一面无形的‘柏林墙’，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把俄隔在了另一边，并尽力把这道‘墙幕’向俄边界推进”；  俄南方是破碎的边缘地带，是一些与俄东正教文化不同的伊斯兰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就连独联体内也存在严重的疑俄和离心势力； 北极一向被俄视为地缘政治安全区，伴随着气候变暖与冰川消融，其潜在的地缘战略价值、交通价值以及资源价值凸显，成为加拿大、美国、丹麦等激烈争夺的对象， 俄北方将不再安宁。对中国来说，与俄实现战略稳定则可以“稳固北疆，走向海洋”，安心处理与周边国家此起彼伏的海洋争端。

其次，俄经济转型、实现现代化以及东部大开发有赖于中国的参与。除了“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外， 中俄优势互补、对接前景广阔，合作潜力巨大，可以为彼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现代化水平作出贡献。俄资源丰富，重工业实力雄厚，但面临人口危机，劳动力严重缺乏；  中国则资金充裕，轻工业发达，市场庞大稳定且仍在扩大，技术提高迅速，劳动力相对丰富且吃苦耐劳。而俄一直希望仰仗的欧洲深陷债务危机自顾不暇， 并且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对叙利亚问题立场 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俄罗斯。对俄而言，西方难有指望。相反，“东方是俄罗斯21 世纪的发展方向，远东、西伯利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俄在亚太地区占据应有地位的重要机会。” 英雄光环逐渐褪去，在抗议声中再度上台的普京，在面对俄越发紧迫、艰巨的经济转型以及为巩固体制安全所需兑现的选前承诺等一系列难题时，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面临这样的困境： “舍中国之外，俄很难找到一个立场坚定、具备足够国际影响力同时又有实力为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助力的合作伙伴”。

再次，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唯有中国与俄利益、立场高度一致，是彼此大可放心倚重的大国力量和维持战略稳定“值得高度信赖”的伙伴。  双方的共识有： 政治经济上，促进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方向发展，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安全上，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全面、合作的安全，反对一国或国家集团单方面、无限度地加强反导； 在朝核、伊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上，坚持“标本兼治”，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主张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 在上合组织中，坚持开放原则，坚决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加强组织建设，提升合作水平，推动上合组织在国际和地区合作中发挥更大的积极影响……如此多的“一致”决定了双方“合作才是硬道理”，没有中国支持的俄只能是势单力薄、孤军奋战，无法有效维护其正当利益。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

最后，中俄合作是两国抵御美国霸权的战略利器。中俄战略上的接近，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打压、遏制的结果，中俄两国感同身受，不得不抱团取暖、相互倚重。持续500 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 到了苏联时代则扩展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帝国) ， 是美国制订对俄政策的历史依据。再加上俄天然的地理位置、无限的资源潜力、庞大的核武库、雄厚的重工业家底以及“张扬式”的外交与战略风格，俄因而被美视为其霸权的最大挑战者和竞争者之一。因此，就美对俄政策的基调和长期趋势而言，防范甚于接触、竞争大于合作，“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规划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不会见好就收，而会‘余勇追寇’，直至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 即使美对俄政策暂时有所调整，也不可能是战略性的。在实现真正复兴之前，俄很难“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与美交往”， 与美现任政府及新任政府都保持最友善、最富前景的关系。 在美国眼中，中俄的区别只限于头号还是二号威胁，而且从中俄两国的历史和战略文化来看，复兴的俄罗斯可能比崛起的中国对美威胁更甚。所以，对于追求复兴的俄罗斯来说，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值得的。同样，中国对俄罗斯战略需求也是有增无减。经过两场反恐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美国债务连创新高，财政吃紧。再加上中国崛起势头因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凸显、 在一系列利益之争中敢向美国说“不”，中美关系的性质“更像是‘老大—老二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 面对美国大张旗鼓、花样繁多、连连得分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别是面对美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拉塞尔提出的“再再平衡” ( rebalancewithin rebalance) 和推动战略多元化构想，中国需要借助俄方力量以稳住后方、稳住阵脚，争取必要的战略回旋空间。

　二、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俄战略合作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两国之间也出现了许多有损双边关系、不为中国乐见的异动。这些在两国战略关系中大煞风景的异动尽管并不意味着中俄业已形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停滞不前甚至矛盾不断，但至少表明中俄关系不是万事大吉，仍需精心经营。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能否延续战略机遇期、平稳度过崛起爬坡期这个更具战略性的问题，这些异动的“价值”进一步放大。

首先，随着中俄实力差距拉大、俄战略地位抬升，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大国制衡的色彩。冷战结束后20 多年来的中俄关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适应国力对比逐渐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过程。在中俄接近的头十年，俄整体实力尚占上风，中国更多有求于俄———俄对华友好，可确保中国北方安全基本无虞； 借助俄在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影响，中国北方的安全链更加完整； 俄军事技术家底雄厚，对于被西方武器禁运、技术落后但又急需增强军事实力有效遏阻“台独”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俄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则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近在咫尺的首选大卖家之一。但近十年来，中国发展迅猛，与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距离迅速拉大，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苏联解体后，俄国家制度缺位，中央地方权力划分混乱，社会情绪复杂，利益冲突严重，政治经济制度面临再造。由于频繁的政治斗争、经济改革的长期争议以及融入西方、争取西方经济援助的受挫，俄经济在“休克疗法”之后增速大幅倒退，规模持续萎缩。2000 年普京上台后，俄经济开始走上正轨，但又过于依赖油气出口，深受国际市场影响，经济稳定性较差。而在过去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至少高过俄5 个百分点，尤其是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与总量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 见图1、图2) 。从2002 年到2012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 7%，成为仅次于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0． 7%，外汇总量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 制造业产出在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中俄虽同为金砖国家，中国经济总量却是其他四国之和，是俄的四倍， 军费开支也比俄高出一倍( 见图3) 。近年中国先进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对俄军事依赖大为降低，俄一般武器已较难再引起中国的兴趣。中国经济影响力更是辐射全球，其市场、投资、游客越来越有诱惑力，已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与中国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重大国际经济政治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中美国”( Chimerica) 、G2 等词汇曾热极一时。另一方面，中俄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中美实力差距快速缩小、中美战略互疑明显加深，美国如继续对俄实施高压政策，将让中俄贴得更近、让自己“两面作战”，美因而不得不收缩其对俄战略高压态势。比如，美搁置北约东扩进程，反导计划也低调了许多，奥巴马甚至承诺在反导问题上给予俄更大“灵活性”。 在美大力实施亚太“再平衡”、中美矛盾最有可能演变为大国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俄战略主动相对增大，有了更多在中美日印等大国间左右逢源的机会。

因此，在对华心理上，俄既希望“借中国之风扬俄经济之帆”，又不自信，忧虑、防范意识增强，保守化竞争心理加剧。辉煌的近代史、苏联时期的超级大国地位、庞大的核武库、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奠定了俄追求世界一流强国的信念基础，也一度形成了其对中国的历史优越感。然而，随着近年中国快速崛起，俄这种优越感正变得需要“重估” 和底气不足。而俄又是个安全意识、地缘政治意识极强的国家，优越感的下降导致其敏感性、戒备心上升。俄远东、西伯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却无力单独开发，经济长期落后，人口流失严重。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但俄对中国的劳务、资本输出又心怀警惕，担心中国通过大规模移民“夺回”历史上曾被俄割去的土地， 于是，暗指中国的“邻国移民扩张论”在俄不时升温、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也在俄不时浮现。 即使是在中俄合作向前发展之际，俄也害怕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担心在政治上“被中国的阴影遮盖”。 因此，为了防止中国“垄断市场”及加强联邦政府对远东的控制，俄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也实施了一系列“强化主权”的边境贸易、签证和移民政策，尽可能实现商品自给和保持人口构成优势。 俄将中亚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力图保持在该地区的主导权。但受历史积怨、俄大国沙文主义、缺乏足够的经济吸引力等因素影响，中亚国家并不愿“走回头路”、重回俄统治之下。中国则使中亚国家大大减轻了对俄经济依赖，使之有更多与俄讨价还价的筹码。 尽管中国一再声明不谋求有损俄在中亚的政治军事影响力，但俄依然“担心中国与它争夺中亚，担心‘应归属’于它的资源被中国拿走，更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会使中亚国家改换门庭，使其丧失中亚主导国的地位”。 因而俄对上合组织增加经济整合功能不太热心，更热衷于欧亚经济共同体、俄白哈关税同盟、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组织的建设。 目前，中方提议的组建上合组织发展基金( 专门账户) 、开发银行、自贸区等有关议题，只能限于专家层面的探讨。其中，俄虽然不是全部却是无法忽略的原因。至于对华军售，俄表现得小心翼翼甚至“惜售”，日益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警惕所谓的中国“山寨”技术并以其为基础向外出口性价比更高的武器、蚕食俄国际军售市场份额。 以2005 年中俄“和平使命”军演为高峰，此后双方军演规模几无突破，武器贸易也几乎仅剩航空发动机。即便是不久前被媒体热炒的中俄合建4 艘“阿穆尔”级柴电潜艇合同，实际上也仅仅是框架性协议，军事技术合作问题在习主席访俄期间也根本没有谈及。此外，据俄媒报道，中俄在削减核武器问题上也出现了“罕见”的分歧。在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建议俄美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立场方面，俄中意见也不一致，俄媒认为中俄在国际问题上出现这种分歧的情况非常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