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与路径（2）

其次，经济利益越来越成为评估两国关系的重要指标，俄对华贸易尤其是在能源出口方面格外注重相对收益，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获取最大的经济及地缘利益 。2012 年，中国是俄第一大贸易伙伴( 就单个国家而言) ，而俄只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两国经济联系远远落后于政治关系发展。因此，“以经固政”，补齐经济短板、强化经济纽带成为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作为中俄经贸关系最重要也最富政治含义的能源合作，近些年在很大程度上因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波折重重。中俄原油管道虽然已经在2011 年正式投入运行，却历经14 年谈判，以中方增加对俄贷款和支付预付款为前提才达成“贷款换石油”协议。中俄天然气价格谈判也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作为两国元首多次正式会晤最热门的经济话题，两国天然气贸易合作虽经多轮谈判仍因价格谈不拢至今依然未果。 即便是被视为“突破性共识”、在习主席访俄期间中石油与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俄气) 签署的关于东线天然气管线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也是因为俄气面临债务问题，中国向其提供大量贷款使然。

中俄能源合作的艰难进程反映了俄在两国经济实力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形下，希望借助自己的“卖方市场”地位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不被中国抛得更远，并以此维护中俄战略平衡的意图。俄认为，第一，俄民用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缺乏竞争力，经济财政高度依赖油气出口，故力求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油气。第二，俄具有显著的卖方市场优势，中国油气缺口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 而俄油气储量大、产量高、出口多。更为重要的是，俄能源在地理上临近中国，有利于中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提升中国的能源安全，对中国而言颇具战略价值。第三，日韩能源需求旺盛，尤其是在2011 年日本大地震中，日本福岛1 号核电站遭受毁灭性破坏和大多数核电站被切断后，日本现在又大量需要天然气了。 这进一步强化了俄在中俄能源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而且，石化资源越发稀缺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俄这一价格优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第四，欧洲、独联体国家能源市场广大，是俄传统大客户，因而对俄而言，开拓中国市场不那么迫切。种种迹象表明，对“有损尊严” 的原材料“供应者”地位的不满、卖方市场优势以及俄认为现有的能源合作模式更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等，使俄在多年的中俄能源谈判中期望过高、立场过于僵硬，故而双方政治关系敌不过俄的经济与地缘盘算。

最后，在涉及非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的核心利益尤指涉台、涉藏、涉疆问题) 的重大国际问题上，俄奉行实用主义和均势外交，尤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注重利益交换和显示自身立场、大国影响，严重制约了两国的合作空间。比如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中俄虽“一致认为需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但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上双方官方都没有明确表示要相互支持。由于中国需要俄更甚于俄需要中国，二者在领土问题上能否“一致对日”取决于俄的意愿。而最能体现中俄利益分歧的无疑当属俄与越南密切的军事关系。与越南加强军事、能源合作不仅可以为俄带来巨额外汇、强化地缘政治影响力、间接提升俄战略能源储备，俄还能通过武装越南，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形成一种隐蔽的牵制。目前，俄是越南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俄不断向越出售比以前卖给中国更先进、性价比更高的潜艇、导弹、军舰、飞机等新锐武器装备。“巧合”的是，随着南海问题升温，这些武器也相继到位( 见下表) 。俄还积极帮助越南建造潜艇维护保障基地，合作研发巡航导弹、无人机，建设先进的导弹制造厂，并提供巨额贷款，寻求重返金兰湾。当然，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军力水平、中国对俄的重要性、中国对俄式武器的熟悉程度以及俄在南海问题上的低调做法，俄越军事关系的加强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并不过于凸显。

　三、提升中俄关系的内生性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俄外交需求更甚，国际环境出现有利于俄方的变化，中俄关系外部压力减弱、内部竞争性增强。如果实力相对占优的中国不能在俄经济转型、东部开发、减少俄疑虑以及改善两国贸易结构、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崛起等问题上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两国将可能长期处于政热经冷、上热下冷、形式性的官方宣言多于实质性的互利互信举措等窘境，那么俄中双方必将一损俱损，从而给大国制衡以更多销蚀中俄政治互信的空间，这将最终动摇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石。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大力提升中俄关系的内生性尤其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广度与深度，提高其抵御内部风险和外部诱惑的能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才有可能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世界中走得更稳些、更顺畅些。

第一，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协议，大力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促进优势渗透和贸易结构改善。“在俄看来，当前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其经济各种重大缺陷的中俄经济关系，远不能令其满意”，依赖原料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原始且不符其大国身份。随着元气逐渐恢复，俄正努力实现经济与能源产业现代化，依靠“智慧”而不是“原料”富裕，出口更多具备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成为俄调整贸易结构的优先目标。尽管俄短期内还无法改变依赖能源出口的局面，但近些年来中俄能源合作所遭遇的坎坷、俄领导人对两国贸易结构公开表达的不满以及中国改善贸易结构的承诺，都表明能源资源产品占大头的中俄贸易格局难以持续，若坚持现有的贸易模式，将双边贸易额从2012年的881 亿美元提高到2020 年的2000 亿美元的目标很难实现。因此，大力推进两国在油气、核能、航空航天、高科技、新能源、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性大项目的合作显得更加迫切必要。这些项目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周期长、风险大但经济社会效益显著，能充分发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双向投资、技术进步、产业融合和市场分享，使更多的企业、地方、民众从中俄合作中持续受益，真正扩大有利于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面。为此，双方应完善合作规划、细化合作项目，加大政策扶持，督促俄改善贸易投资环境，为俄高科技工业品有序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增强彼此政策、法律法规的对称性与适应性，加强统筹协调，早日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第二，正视对方关切，加强利益协调与诉求平衡，实现战略上“再确保”。妒意、忧虑、防范是中国崛起的副产品，是俄不确定中国如何使用快速增长的实力的必然和正常反应。因此，建立在互有所长、各有其短基础上的不可替代性，是中俄顺利交往的信心来源和合作成功的根本保证。解开心结宜早不宜迟，中国越是处在实力上升期就越要推己及人、谦虚谨慎、开诚布公、展现诚意，与俄一道认真解决其关切，努力增信释疑，减少其对华误解，寻求更大更高层次上的互利共赢( 更何况中国这种实力的上升并不全面且面临诸多艰巨挑战) 。具体而言，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应完善法律基础，防范、打击非法移民活动，将赴俄劳务输出纳入法制化、有序化轨道，加强各个环节的管理与服务，根据俄方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语言、技能培训，使之能较好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提高其文明素养和维护国家良好形象的意识、能力。在中亚问题上，中国在积极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尤其是能源合作的同时，也应承认和尊重俄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与特殊利益，加大利益协调与战略透明，扩大双方在重大能源项目上的合作，尽可能取得俄谅解与支持，避免恶性竞争甚至拆台现象。在上合组织中，在强化上合组织安全职能的同时，应注重与俄共同培育低位政治领域的地区公共产品，扩大农业、交通、高科技、环境保护、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协调与俄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等地区组织的关系。在双边军事关系上，应加强中俄军事合作与交流的力度。为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繁荣，中俄“海上联合—2013”军演于7 月5－12 日在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外海———彼得大帝湾举行，这是中国海军迄今一次性向国外派出舰艇兵力最多的中外联合演习，也是中国海军首次组织大编队远离基地，在无保障体系依托情况下，在它国境内参加的联合演习。这种大规模军事演习将能有效提高双边军事互信，应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军售上，随着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也应更加注重保护俄知识产权，与俄联合研发、生产新技术、新装备。此外，应继续深化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提质增量，充分发挥语言、文化、旅游、教育、媒体、学术界等媒介的功能，帮助两国精英、民众全面真实客观地了解彼此，约束极端言行，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取长补短、包容互鉴，不断培育民间好感、互信与友谊。

第三，利用世界油气中心西移的有利时机，创新合作方式，实现能源合作新突破。能源合作是中俄目前以及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互补程度最高、贸易额最大的合作项目，直接关乎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以及两国政治关系氛围。“上赶着不是买卖”，中俄能源谈判既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博弈，也是合作方式创新问题，二者双管齐下将促使俄以更理性、更务实、更长远收益视角对待和珍惜两国能源合作，而非一味在价格上显摆强势。庞大的油气储量、产量和出口量是俄在中俄能源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的根本所在。然而，随着世界油气中心西移，油气供应格局日益多元，俄卖方市场优势和地缘政治地位将受到大幅削弱。 考虑到世界能源需求下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美国逐渐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俄短期内难以摆脱油气出口依赖及其力求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意向，中国应进一步扩大能源进口渠道，降低能源对外高依存度，最终利用自身庞大、稳定和强劲的能源需求获取与俄谈判的买方市场优势，争取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价位。另一方面，按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原则，中俄应加强油气上下游一体化合作，以向俄开放油气下游产业、终端市场( 比如合建位于天津的炼油厂等) 换取参与俄上游开发、公司入股、设备更新、油气加工、管道建设等，通过延伸利益链、分享增值环节来避免俄在出口价格上纠缠不休。2013 年6 月21 日，中俄签署总价值达2700 亿美元的长期供应原油协议，这是两国能源合作迈入快车道的积极信号。在上述背景和原则下，双方应充分利用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能源合作委员会等机制，把与之相关的配套工作做足做细，使好事不再一味“多磨”，使中俄能源合作尽早开花结果。

第四，正确看待、理性评价中俄关系，避免出现期望过高、失望越大的尴尬局面。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大国利益日益交织、多元，国际议程更加广泛、复杂，各国彼此对外政策的利益导向、实用趋向更加明显，谋求无条件或绝对意义上的朋友已不现实。中俄战略互信虽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两国依旧是“两家人”，在许多领域有着不同甚至是冲突性的利益认知，竞争性、制约性依然是中俄关系不变和不可忽视的一面。因此，在解决近些年来备受困扰的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国对俄期待不宜过高，这些难题的阶段性缓和以及最终化解归根到底还得靠中国自身的内外兼修、不断强大以及艰苦卓绝且富有成效的政治外交和必要的军事努力。在南海问题上，俄越低调而密切的军事联系，为俄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地缘政治利益回报。中国虽可向俄表达关切，却无充足的理由过多干涉，只能利用对俄制武器性能熟悉度方面的优势，积极研发与之相对应的反制能力以及更先进的武器系统，尽可能消化因俄越军事合作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俄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的“超然”则是其迫使或引诱日本在经济以及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 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有力砝码。在与中俄韩的海洋争端中，中日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惟一占优势、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个。为了避免四面受敌、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获取俄起码的中立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对俄而言，持中立立场更可一举数得： 既不开罪中国，又能获取日本可观的回报，还能保持在中俄、日俄关系中的战略主动以及拾获中日相斗之利。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选边站”不会成为俄政策选项。

最后，保持中俄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良好合作势头，携手维护彼此正当利益，并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繁荣。作为国际关系多极化、民主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确保在各主要国际组织、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建设性作用，是中俄共同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利益所在，也是维护两国发展所需的国际战略空间和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面对处在关键转型期的世界以及面对美国对外政策难改其权力政治逻辑的现实，中国应特别强调相互尊重、政治平等的思想，反对所谓的“中美共治”，与俄一道进一步挖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合作潜力，重点加强中俄在朝核问题、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伊核问题、反恐、联合国改革、叙利亚问题、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有效遏制美国霸权贪婪，有效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为中俄在“后美国世界”的共同崛起赢得更多战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