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霞：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4）

一是利益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力的重新配置过程，必然涉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就意味着某些群体既得利益的丧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阻碍改革的势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博弈；二是集团利益，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财政、乱收费等；四是阶层的利益博弈，例如人们对房产税的态度。在中国的金融、外贸、房地产和建筑业中，公司高层领导中的85%～90%来自于政府官员等精英家庭，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反对或者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只有突破政治利益的阻碍，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此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才能实现经济利益的调整，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是文化障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总体上是一个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统治方式是中央集权，这种集权的管理形式主要是家长制，其主要特点为：政治权力具有专断性与随意性；皇权无限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吏从上到下任命；人们特别注重关系，人治大于法治，情大于法；政治与经济不分，以政治干预经济，重农抑商；没有言论自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以经验为主的传统文化模式严重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在这种中央集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下，工业与商业投资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与回报的不确定性，财富积累的源泉主要靠权力所进行的掠夺，只有官员才能有迅速发迹的机会。由于权力在财富的积累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最能持续繁荣的投资是为获得官位而进行的投资。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引用了《华北先驱报》刊登的一个例子：广州海关的关税承租人“头一年的收入20万两用于买官；第二年的收入用来‘送礼’；第三年的收入则据为己有”[3]103。可以说传统文化主要就是“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自主，特别是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更是如此，致使跑官、要官、买官的现象屡禁不止。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依然存在，对此，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331

三是认识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现实的利益障碍和传统的文化障碍，还有人们的认识障碍，即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着诸多误区。这些误区有：(1)人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应滞后，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所以不应急于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其实现有的政治体制恰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2)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制定各种规定，相应的规定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和行动。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种观念和制度，更是实际的行动，比如大部制改革就不能完全停留在设计上，而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3)政治体制改革就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满足于只解决现象层面的问题，必须深入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内部，找到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政治体制的症结所在，才能够摆脱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政治体制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似乎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有走资本主义的危险，就远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形态忧虑淹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勇气。只有破除意识形态壁垒，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朝着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前进。(5)政治体制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人以维护稳定为理由，极力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既涉及部分机构和部门的调整，又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换言之，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但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消除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更是多次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