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研究有组织犯罪最为权威的学者之一,何秉松向记者介绍说,全球腐败的一个首要特点便是高层腐败行为突出,其危害非常严重。
何秉松举例说,秘鲁前总统藤森的10年高度腐败给秘鲁经济造成的损失,估计为政府税收的50%和国内生产总值的4%。
此外,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在任职的1965年至1998年获得巨大财富的主要成功因素是家族企业。到苏哈托离职之时,家族总财产估计达到150亿美元。
在西方民主国家,高层腐败也同样存在,例如美国近十年发生的包括接受超额政治献金、受贿等多起高层腐败案件;日本二战后包括洛克希德事件、里库路特事件等在内的丑闻。
此外,作为大会主席的何秉松告诉记者,桑德奇在第五届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的报告中指出,全球数百万人因为腐败而不能接受教育、享受医疗保健以及其他一些服务。腐败对发展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能够滋生更多的腐败并促进其他罪行的发生。
国际社会如何联合反腐
腐败既然是全球性的问题,应对腐败自然就是各国的职责所在。
何秉松说,目前反腐败国际合作正在逐步建立和加强。“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单依靠本身的力量保护自己免受腐败问题的伤害。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使自己获得安全。”何秉松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和生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何秉松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全球正在普遍制订反腐计划并加以实际推行。
“各国制定的计划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制定系统消除腐败因素的战略时,将基本着眼点放在根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原因上。例如世界银行2000年所制定的‘反腐斗争统一多目标战略’;第二种类型则是将基本着眼点放在同现有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作斗争上。”何秉松说。
“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腐败是否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同类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本身对腐败的产生是否会发生影响?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对策。”何秉松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全球腐败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预示着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预防并控制腐败的新时代的到来。”何秉松说,从战略上看,预防和控制全球腐败最根本的对策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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