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蕙]:我举一个例子，即大家都很熟悉毛主席的一篇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讲话是1957年2月27号讲的。我们《年谱》在这一天记载的不是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而是当天讲话的记录稿。他在讲话以后，经过了十几次的修改，最后在6月19号才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我们把这个修改过程整个都给记录下来了。档案馆保存了历次的修改稿，我们根据档案都写进了《年谱》，这样可以看到他2月27号讲话以后，到6月19号这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这中间发生由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这样一个变化对毛主席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在他对《正处》的修改中也反映出来了。像这样一种记载，就能看出，他27号讲了话，但是在发表以前，他还有一些补充、修改，而有的补充、修改又受到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的影响。整个的过程就显示出来了。所以，叙事是连贯的，前后都是照应的。这个应该说是年谱的又一个特点。[09:31]
[冯蕙]:第三个特点就是这部年谱的北京材料的取舍，力求得当。这部年谱记载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讲话、谈话、批语、批示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有背景情况的。或者他从哪个文件或什么材料了解到的情况或问题，或者有人当面向他反映了什么情况，等等。我们尽力对这些背景情况作一些说明，比如毛主席写批示，批示是针对某个部门的文件或某个地方的文件，《年谱》就对这些文件的内容要作简要介绍，这样读者就能理解他的批示针对的是什么。所以，背景材料在我们的《年谱》里面也是要写上的，但是背景材料以能够说明问题为原则，不能写得太长，要简明扼要。毛主席自己这样讲过，他说他的脑子是一个加工厂，材料都是从下面来的。他这样讲过：“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还讲过：“没有哪一个大问题是我们主观可以想出来的，都是根据下面的意见来的。”所以，我们编写《年谱》必须反映背景材料，这个背景材料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09:33]
[冯蕙]:下面举一个例子，大跃进的时候提出要赶上英国，最早提出的是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到了1958年他又写了两年可以超英，大家都觉得怎么搞，一下怎么缩短了这么多年？这也不是他完全凭脑子想出来的，是他当时看了薄一波的一个报告。1958年，薄一波的报告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薄一波的报告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如果我们1959年钢产量达到了2500万吨的话，那么就超过英国了，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钢产量大概是年产2200万吨。这个报告影响了毛主席，他接过来两年超英的说法。[09:34]
[冯蕙]:第四个特点是谱主同他人的交流互动情况，尽量反映。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接触的人范围非常广，党内领导层的人、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有一些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家、知名学者，都希望要见他，他都接见。再一个就是他的一些亲朋故旧，也会向他反映一些情况。他曾提出领导人应该有几个右派朋友。为什么这样讲呢？毛主席是很注意全面观察问题的，他希望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举一个例子，当年有一个报告提出要上三峡工程，他批了一句话：需要一个反面的报告。就是说这个报告说了三峡工程的好处，它的利益在哪些方面，但是他希望还看到一个反面报告，就是这个工程上了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利的地方没有。他还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甚至一个动作都要考虑反面的情况。所以，这样一种互动情况，总的来讲，能给他全面地考虑问题提供一些帮助。在交流中，他的观点会影响别人人，别人反映的情况也会影响他。但是，这里我觉得要说明一点，当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时候，这种互动关系一般是良性的，就是说互相补充、互相提供一些情况。如果当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时候，这种互动往往造成负面的影响。如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就是一例。毛主席希望尽快改变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要发展快一点、增长多一点，下面也有些领导不考虑实际情况就跟领导意图，甚至还加码，这样一种循环就成为负面的了。[09:38]
[冯蕙]:另外，主持人刚才提到网友也注意到年谱的注释，应当说，这部年谱的个注释比较周详，比较周全、比较详细，注释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的。等会儿再请熊华源同志来做介绍。我就谈这些。[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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