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华源]:基于这个，我们做注释，实际上具体讲，就有这么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注释必须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权威材料，在这个时候编毛主席的年谱，它有个有利条件，就是权威的工具书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掌握的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资料，这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央组织部掌握的组织史资料来编的。还有就是各个省的组织史资料，我们文献研究室就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是一个。还有军队的组织史资料。这是第一手材料。[10:13]
[熊华源]:再一个就是必须来自权威的研究部门、研究单位出版的人物工具书，还有就是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有关研究部门写的传记，这么一些书。在注释期间，我们找书的话，找得很多，大致我摸了一下，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我们借了五六百本书，在我室图书馆里面，借了那么多书。另外，就是要去查，查《人民日报》和检索电子版的《人民日报》，因为当时主席的活动、他接见的人、会见的人，作陪的人，当时职务一般也在那个报纸上有报道，会通过报道反映出来。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掌握这方面的可靠的权威材料。这是中共方面的。[10:13]
[熊华源]:国民党方面的，我们想方设法也找到一些图书资料。国民党党史研究部门编辑出版的《中国国民党职名录》，这本书是最权威的。还有就是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史方面的著作。这样相互之间印证的话，就可以尽量避免它出现的差错。第二个必须掌握的原则，就是材料来源一般不能是孤证，孤证往往容易出现差错，必须要有旁证，即便是权威的工具书或者是组织史资料，有时候也会出现差错。所以，这必须要有其他的旁证材料。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差错问题。[10:14]
[熊华源]: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查一个人，查不到，尤其是不知名的小人物，有时候就要借助于网络，因为网络它提供材料的渠道很多，虽然显得乱七八糟的，但各个方面的材料都有。不过，网络的成品半成品材料，只能作为参考，作为线索，绝对不能作为依据，依据它往往会出现差错。特别是对人物条目，是比较系统、比较全，而且网友自己还可以往里面添加内容。所以，这样的话就只能作为参考，但是必须要找最权威的。通过线索，比如说打电话，问省里面党史部门的人、知情者。比如说，姚文元在“文革”前夕，他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内部文稿》担任的职务就是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文献研究室的老主任金冲及同志了解到的。这样，这一段姚文元的任职更准确了。[10:15]
[熊华源]:第四个要掌握的原则，就是注释均采取页下注的形式，一般都是作简注。要是注得太复杂，字数量不是30万字，而是60万、70万字了。注释注一些什么内容呢？注释主要是为正文服务的，便于对正文的理解。我想了一下就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对人物的注释，人物注。《毛泽东年谱》同其他领袖人物的年谱，比如《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朱德年谱》，还有《任弼时年谱》相比，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点。因为刚才我讲了，每一卷涉及的单是人物注就是三四百条，三四百条，你如果按照我们原来注释原则，就是主要职务发生变化就重新做注，注释的字数量太大，这样我们采取了一种创新的注法，就是每一本，这个人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既注当时的职务，但是也注这之后他主要职务发生变化之后的职务。这样大家一看就了解他当时任什么职务，以后又任什么职务。所以，这是人物注。[10:16]
[熊华源]:再一个就是对事件、会议和条约等的注释。这也在注释里面占了相当分量。对当年曾经发生的比较重要、现在读者看起来不一定清楚的事件、会议和条约等，我们都做了注。比如说《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比如说波兹南事件、“跃进号”事件，这些我们都把它一一注了下来。[10:17]
[熊华源]:第三，就是对国名、地名、机构等的注释。因为有的国家是国名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也有必要注释。比如锡兰，原来叫锡兰，后来改名斯里兰卡了。所以也要做注。整个注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全面、系统、规范、完整。网友朋友只要翻开一读的话，大家是会有兴致的，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人物、事件、会议的他想知道的、他原来不了解的内容。[10:21]
[主持人]:这一本书感觉特别像一部历史书，通过这样全面的注释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人物关系，包括一些会议的背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分析那27年发生的一些故事。[10:21]
[主持人]:今天不知不觉在这里已经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和三位老师在这里聊天，我是倍感荣幸，也是非常高兴。相信这一部《年谱》的问世也会为我们今后，尤其是青年一代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非常可靠，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参考价值。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这部《年谱》后续相关情况。今天我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能够来到人民网。谢谢您。[10:21]
[主持人]: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视频访谈，请继续关注我们其他的访谈节目。[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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