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空姐代购案”缘何减了8年刑？（3）

从专业的角度看李晓航案，重审并不是对海外代购的司法支持。改判的主要理据在逃税额的“跳水”——这才有了判罚上的“跳水”。去年一审法院认定的逃税金额超过了100万元，而这次重审中，法院认定的逃税金额只有8万多。

逃税金额大幅“减少”的原因在于，被海关查扣的代购商品并不多。法院并未支持从淘宝店铺的销售总额出发，去推断逃税额。犯罪数额的确定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依从旧兼从轻”的刑法溯及力原则，当时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对于数额较大的（偷逃5万-15万），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偷逃15万-50万），处3至10年有期徒刑；超过50万元，可直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和死刑。李案以8万多元的逃税额，领刑3年，还是在该档刑期中的顶格。也难怪有那么多的网友认为李仍被判重了。

基于海外代购市场的刚性需求，代购这一怪胎并不会因李案而终结。这一影响性案例在为代购行业敲响警钟的同时，也为税收制度的合理调整与侦查制度的严格执法提了个醒。

治理“代购” 可先放水养鱼

李晓航逃税，缘起于网店代购。代购，就是代替顾客去购买国外的商品。由于免去了中间环节，又有脱逃关税的可能，所以价格比国内销售的同类商品，要便宜30%到50%。但从去年开始，海关开始严把关税，先是断绝了邮路通关，只认快递通关，接着又把免征额度从数百元降到50元，加上李晓航案的影响，可以说，代购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如照章纳税，就无利润可言，价格优势也不复存在。如设法逃税，则风险巨大，原本正常的交易，就可能变成违法交易。

该上的税，当然是该上的，这是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但税额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该给代购行业一个生存空间，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中国是电子商务最为发达的地方，就这点来说，完全可以自豪地称自己站在世界前列。

而代购，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分析一下代购带来的影响，是可以看到其中积极的一面，比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刺激了物流与航空行业，比如打破了贸易壁垒，使商品和资金的流通更加便利与频繁等等。当然，当代购业成为一种商业主流模式的时候，它还可能带来大量的税收，甚至比现在的关税还要多。

其实以上这些好处，相关部门可以专门做调查，拿数据说话。如果确实对经济发展、就业有帮助，人们又需要，为什么不可以先放水养鱼，建立优惠的制度，给予照顾呢？比如提高一点免征额度，或者设置一定的免征期，甚至给一点返税，都是可以考虑的。人们一直在说“让利于民”，让利于民完全可以从代购做起。

为了保险起见，免征税款的范围可以做一些限定，比如限定在日用品、服装、食品之内，比如把大宗大数额的走私交易排除在外等等。办法都是人想的，关键在于愿不愿意想办法，愿不愿意将眼前的利益拿出来，和公众分享，去换取更大的利益。所谓水涨船高，经济更繁荣、交易更活跃，才有可能换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这个账一定要算明白。

一定要明白，李晓航案一审的结果，引起舆论很大的反弹，并不是因为人们赞同逃税，也不全是因为人们对逃税额度的认定有非议，更多的还是觉得现行的征税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在感觉不公平的同时，多会想到自己。二审减轻刑罚，不仅是对事实与法律的尊重，也是顺乎民意的。在这一轮的争议中，决策者一定要明白，经济增长不能只靠投入几个万亿去刺激，也不能只靠国企。让民间经济更有活力，人们更有积极性，才是最为重要的动力。

从空姐代购案看法律滞后性的弥补

刑法首先强调定罪量刑主客观相统一。空姐代购案被告人主观恶意小，主要由于缺乏法律素养，也因离职后常年患病生活困难，处于利益驱动导致非法经营，客观上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适用中，本不属于像贪污受贿、拐卖妇女儿童这类重刑重判范畴。我国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教育和警示，而非仅仅惩罚，从有期徒刑11年到3年的重审改判，一审、二审法院履行审判职能，各司其职、互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