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2）

传统社会内生的“差序格局”阻碍公共性形成      

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存在制度安排与主体意识不匹配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步子越快，社会管理就越需要公共性建设，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公共性建设的困境。从学理角度看，其问题根基与以下三个方面相关。      

第一，工具主义和利己主义对中国社会团结机制的消解。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早期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时提出的传统“差序格局”所内含的道德性在消解，但新“差序格局”作为个人利益追逐工具在市场条件下又不断被再生产。这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使整个社会日益物质主义化并倾向于利己主义化。具体而言，“差序格局”逻辑尽管在理论上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以及现代科层体制的权力规则对立，但并没有因后者的引入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渗透并影响着社会领域。在当代中国，“差序格局”的复兴在无限放大“利己主义”效应的同时，又无限挤压了“个人主义”及其制度保障的生长空间。因此，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个人主义”带来了“利己主义”，而恰恰是传统社会中内生的“利己主义”实现模式——“差序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苏和放大。这种利己主义与市场条件下的“差序格局”之间的纠缠，造成私利对公德的侵袭，如此“公共性”建设必然会遇到困境。      

第二，社会管理制度的高度技术化以及对民众的区隔化使得社会碎片化严重，阻碍了公共性的生长。从管理和控制技术的效率角度看，社会的碎片化容易管理；但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由于个人之间通过互动和联合建构社会性联系难以实现，个体组织化以及组织化地参与社会管理及社会建设的能力必然萎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众在具体社会生活中难以通过各种集体行动的参与、关系的建构来展现公共性内涵，但并不意味着公共性被抹杀，反而强化了社会的公共性诉求。当现实生活中这种公共性诉求得不到呼应和满足时，就会通过互联网这一虚拟平台爆发出来，其所具有的能量较难控制。      

第三，一些地方政府和职能行政部门与民争利，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公共性难以培育。近年来，各级政府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方面投入不断加大，一些较为突出的民生问题持续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持续改善的民生状况并未带来预期的政府公信力的大幅度提升，这一现象直接制约了民众与政府合作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力来源。当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逐渐减少时，与之一同减少的就是政府的“公共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