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

正如30多年前我们看不到计划生育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的麻烦一样，其实我们今天也同样看不到30年后中国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的。不要以为有人口统计的“科学数据”，加上“保险精算”，我们就能把握所有一切，因为很多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我们今天难以预测。何况，30年后中国的养老金怎么发，实际上是取决于那时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多大规模的社会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将怎么分配。现在为30年以后的事情未雨绸缪，若说“研究”，当然怎么说都可以；但真要“制定”，必须要十二万分地谨慎。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固执地只盯着一因一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实践告诉我们，凡以此种思维方式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没有不碰钉子的。以下，以计划生育和延迟退休这两项政策为例，来阐明上述判断。

为什么要把这两项政策——尤其是延迟退休目前还只是一种政策设想——放到一起来讨论？这是因为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首先，两者直接涉及的都是人口问题，然而背后则是经济问题，但最终目标本来应该是民生问题。其次，两者看起来都很科学，因为都有非常可靠的人口统计学基础。于是，按线性思维的政策制定习惯，就以此为基点，义无反顾地向着一个 “既定”的目标奔去。

先看计划生育，其政策过程体现的是这样的逻辑：中国人口太多——就业压力沉重——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显而易见，纯粹的一因一果，毫不顾忌其他。但是，其他的影响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其可能造成的最为直接的不良后果就是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社会学界和人口学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指出了这一点。

具体而言，30多年前，刚刚改革开放，在为马寅初先生平反时，引出了一个话题，“错批一人，误增3亿”。当时中国10亿人，9亿多在农村，2．5亿是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庞大的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被认为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沉重的负担。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在实践中，“独生子女”政策并不限于党团员。1981年，国家计生委成立；2001年，计划生育立法——计划生育成为“国策”。为了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标，计划生育在党和政府工作中，被摆在“一票否决”的位置。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要能够降低人口出生率，无论用什么手段，其“正当性”都得到默认。尤其在农村，为了强制结扎，胡乱罚款、没收财产，甚至牵牛赶猪、抢粮拆房……成了常见的事情。当时，农村基层干部被揶揄为只干三件事——“要钱、要粮、要命”，其中的“要命”就是计划生育。然而，另一方面，就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言，计划生育是被当成“科学理性”而逐渐被大部分城镇居民所接受。1990年春晚演出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曾引起广泛的共鸣，农村的超生子女户成为公众嘲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