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2）

但是，30年后，计划生育政策不受待见了，受到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抨击。即使在人口学家中，对计划生育持批评态度的也不少见。究其原委，就是计划生育使中国社会在短短18年中迅速走向老龄化，而且老年人口迄今仍在激增。另一方面，我们要改变这个既定的政策路径却异常得艰难。即使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 “单独生二胎”，但相当多的人口学家对未来的 “新增劳动力”仍持不太乐观的态度。

再看延迟退休，其政策设计体现的是这样的逻辑：老年人口激增——养老压力增大——延迟退休年龄——节约养老基金。据说，这样做，就可以使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显而易见，同样的一因一果，毫不顾忌其他。但是，其他的影响因素是存在的，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就是就业压力增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政策思路似乎回到了30多年前的原点上。

最近几年，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9亿多，但有1亿人左右处于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状态。据预测，即使到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7亿—8亿。如果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环境条件都不改变，那么正好可以做到“充分就业”，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被逐渐淘汰，这将失去相当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在今后几十年中，就业问题仍然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负面因素。当然，就业问题也是世界上最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科院的蔡昉研究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数据：中国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35岁到44岁之间达到86%，45岁到55岁之间不到70%，55岁以上的劳动力就业的只有20%多一点。这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我们的就业政策是，在不能够做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将老年人的就业机会转让给了中青年人（当然，35岁以下的青年人得益也有限），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企业改革的初衷。

主张延迟退休的官员和学者常说的理由就是“国际趋势”，那么，在延迟退休方面走得最远的欧洲国家是什么状态呢？2014年年初媒体披露的数字：青年失业率西班牙是58%、希腊是55%、葡萄牙是37%、法国是26%、英国是21%……这是否说明，欧洲的就业政策是，在不能够做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中老年人享有就业优先权。当然，青年人就吃亏了。但青年人没有就业岗位，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呢？

最后，我要说，因为我们改革的基本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正如30多年前我们看不到计划生育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的麻烦一样，其实我们今天也同样看不到30年后中国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的。不要以为有一个人口统计的 “科学数据”，加上“保险精算”，我们就能把握所有一切，因为很多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我们今天难以预测。何况，30年后中国的养老金怎么发，实际上是取决于那时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多大规模的社会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将怎么分配。现在为30年以后的事情未雨绸缪，若说“研究”，当然怎么说都可以；但真要“制定”，必须要十二万分地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