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横一竖”：新视域下中国政改思路（2）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无论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上资本主导或支配劳动已成为基本事实，在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上也都充分呈现生产方式以资本为主导的特征。据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讲，到2010年，民营经济已占中国GDP总量的55%以上，吸纳城镇就业的80%以上，现在已经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的所有制结构。[1]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在京发布了一份《转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报告。这份有效样本为1883家各类中国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化用人机制正大力推进，企业薪酬按要素分配、向关键岗位倾斜渐呈趋势，总经理与员工平均收入相差3～15倍的企业有1061家，占总样本的61.2%;相差15～20倍的企业151家，占总样本的8.7%;相差20～25倍的企业有92家，占总样本的5.3%;相差25～50倍的企业有128家，占总样本的7.4%;相差50倍以上的企业111家，占总样本的6.4%。[2]2012年10月，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十一五”期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年时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3]尽管股份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但绝大多数或基本上是“按资分配”。以股份制为主导的分配制度，必然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贫富差距拉大态势。美国权威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于2012年10月16日发表的一项调查，在面对面访问的3177名中国成年人中，“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中国正在变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受访者占81%。[4]

总之，实行以按资本分配为基础的股份制，建立以法人治理结构为基本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以资本增值为导向的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成为近十年来企业改制的总特征。

“权贵资本主义”是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正路

只有中国目前搞的市场经济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也就是兼顾了劳动和公益的价值，而社会上层建筑既保留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和功能，同时又与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相适应，才能够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双超越，创造一种既不同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但确确实实是更为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然名其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实质是逐渐演化成专权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作者坚信，无论什么类型的资本主义抑或一些人所谓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都绝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长期发展的选项;目前已经萌生的“权贵资本主义”，也绝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长期发展的选项。有两个因素对这一发展前景形成刚性约束：一是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制约，二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惯性，以及代表这两大势力的中国社会力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政治场中的所谓“右派”和“左派”，都不能容忍这样的发展前途。中国如果不能搞成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前途最大的可能是实行已被西方社会长期发展实践证明或普遍认可的自由市场制度和人权宪政制度。没有别的更为多样化的选择。

当今世界事实上处于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不能容忍国家权力或资本对市场的垄断，因为无论资本垄断或是国家垄断，都会带来市场价格的扭曲、背离法治平等竞争原则、削减市场活力并产生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况且由权力垄断支撑的国家资本的超强竞争力，也为各大国以及区域利益共同体市场竞争的形式平等法则所不容。20世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也留下了一笔不同于儒家伦理社会的新文化遗产，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化遗产。这一遗产包括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观以及社会分层和阶级的概念，走共同富裕互助发展的理想道路，劳动者为除去身上的枷锁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机制，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组织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具有先进性、人民性以及纯洁性的革命政党等理论观念和实践经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革命社会主义遗产，都不能容忍权贵资本主义的长期滥觞。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是中国在21世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两者结合的表象或一个时段可能出现的形态，但绝对不是中国现代化未来内在的必然选择。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逻辑必然，是资本竞争活力与共产党科学民主法治执政的结合。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不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而必然要走上一种创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种“创新型社会主义”大致的框架应该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资本与劳动的结合、竞争与公益的结合、人权与法治的结合、效益与生态的结合”。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各方利益诉求和远近发展需求、多元利益共存共赢的“包容性共富型”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这条道路能否真正形成，不仅取决于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和有效执政，也取决于亿万中华儿女的理性选择和坚忍执着。希望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及子孙辈仍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