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能政治看中国政治话语表达（2）

二、贤能政治与中西方政治文化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皇权时代的中国，贤能政治依靠科举制度使优胜者博取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无论该体制有何缺陷，它确实提供了选拔贤才的最低标准，并带来了适度的社会流动。科举制度传播至韩国、越南，同时影响了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发展。二战后，东亚国家的快速发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为按照贤能标准选出的政治统治者所作出的周全决策。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

李世默认为，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帝国官僚体系是中国的政治中坚和文化传统，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制定了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缩影，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充分证明，选贤任能体制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巨大驱动力，所有位高权重者无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履历扎实丰富。

与此相对应，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存在四大根本问题：

第一，在一人一票制度背后，常常引申出人们对精英甚至政府权力的怀疑。这在美国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布什班子成功地将竞争对手克里描述成东海岸的精英。但事实是，布什家族也来自东海岸，并实际上比克里家族要显赫得多。小布什和克里同样上的是耶鲁大学，参加了同一个耶鲁大学内部的精英组织。并且，美国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小布什的大学平均成绩比克里还要稍高些。布什阵营对布什背景的掩盖和对克里的攻击，是一人一票背后之反智、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政治文化怪胎。此外，美国政客为了被选进中央政府，经常要吹嘘自己是局外人，而他要在政府里做的事是（最大限度上）消灭政府。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一直充斥着蔑视政府，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那些选他们的人也不会太尊敬他们。这大概是为什么在对美国人与政治机构尊敬程度的大多数调查中，最代表民意的美国国会往往得分最低，而全是任命不是选举产生的最高法院、军队、联邦储备银行得分最高。

第二，一人一票制缺乏有效的机制考虑非选民的利益。因此，民主在应付下述问题上就有根本困难：财政赤字（即把将来国民的钱花在这一代选民身上）、环境问题（即把将来国民的资源花在这一代选民身上）、对在本国居住的外国人（合法与非法的移民）之处理，以及对外援助和其他涉及外国人利益的政策。比如，在美国，那些与工人利益有关的利益团体（工会以及被这些工会所支持的民主党），经常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会伤害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外国工人的利益。

第三，与第二个问题相关，在现有选民中，强势的声音往往压制那些沉默的和被沉默的选民。这是导致民主国家种族问题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在那些新近民主化的国家里（这些国家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尚未健全），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种族清洗。

第四，即使对于那些可以表达自己利益的选民，他们是否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也十分可疑。如很多政治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公众对政治的可怕的无知是一个“六十年来现代公共意见研究”所很好地建立起来的事实。

由以上因素共同导致的问题之一是外交政策。外交需要专门知识、耐心甚至是痛苦的对话和长远规划。但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在一个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中，比如美国，外交政策经常被一时的公众情绪影响。这一情绪常取决于电视里报道了什么，而不是什么在国际外交事务里最重要。另外一个影响外交政策的是国内政治交易，即支持某项外交政策的议员或行政官员经常会通过答允支持另外一个议员或官员的一个国内项目以换取后者对该外交政策的支持。这些因素明显与外交政策的真正需要背道而驰。

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贤能政治，西方也称为精英政治，与民主制一样古老。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中对一种贤能政治的理想进行了辩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托克维尔等19世纪的理论家曾提出将民主制与贤能政治相融合的政治主张。然而，关于贤能政治的理论几乎从现代西方政治论著中消失了。

如果西方民主制仍被认为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那么关于贤能政治讨论的稀缺或许不会成为问题。但是，中国的崛起给西方民主制的可输出性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即使是坚决主张自由民主制已经击败了所有对手，并认为历史正趋于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也表示“美国的民主或许教不了中国什么”。在自由民主制里，选举系统本身也引发了批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的著作《理性选民的神话》，通过大量实验研究显示，选民经常是非理性的，他建议以选民能力测试为补救。学者詹森·伯南表示，如果选民们无法做出有道德依据的政治判断，就应该远离投票点。然而，现实是，西方的民主制仍然非常固执地与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联系在一起，并且任何希望给出改进这套系统建议的人都被认为超出了（道德上）可接受的政治辩论的语境。（参见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

事实是，贤能政治的实践并非中国所独有。最著名的是，新加坡政府明确地以其贤能政治统治为自豪。此外，法国ENA的中坚力量被明确地计划来训练政治领袖。在美国，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成员也部分（如果不是主要的话）以能力为基础来进行选拔，并且他们被明确地与选举程序的压力隔绝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