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假释制度不如完善监督

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在广东团全团会议上表示，建议取消假释制度，建监狱医院专门来收监保外就医人员。他同时表示减刑案件应当公开开庭，通知受害人家属出庭并发表意见。（3月12日《新快报》）

朱列玉代表举例：“2009年，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他搞了假‘保外就医’，一天牢都没坐过。”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对于减刑，假释以及保外就医，舆论有个形象的说法是“贪官的越狱通道”，一语道破问题所在。

尽管如此，我仍不认同取消假释制度的建议。假释制度虽然容易被特权阶层所利用，甚至引发司法腐败，但问题并不出在这个制度本身，不由分说地加以取消，固然痛快，却有因噎废食之嫌。至于建立监狱医院专门收监保外就医人员，目前我国的司法资源本来就十分有限，而保外就医也只是小概率事件，一旦付诸实施，一方面成本太大，另一方面利用率也十分有限。

假释作为刑罚执行制度，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事实也证明这是一项十分成熟的制度。刑罚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罪犯，更在于通过惩罚来教育和改造罪犯。或者说，惩罚只是手段，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罪犯悔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才是最终的诉求。而假释制度就是这一法理原则的具体体现，通过对一些真心悔罪、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有条件地予以释放，有利于体现刑罚宽严相济的司法原则，鼓励和激发罪犯更好地改造，客观上也可以节省执法成本和负担。退一步说，目前假释更多适用于特权阶层固然是一种司法不公，但如果取消，事实上剥夺了其他人适用这一制度的机会，岂不是更大的不公？

假释、保外就医等制度之所以被滥用，异化为特权通道，原因在制度之外。通俗地说，就是“好经被念歪了”。以林崇中为例，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因为搞了假的“保外就医”一天牢都没坐过，不是“保外就医”的错，而是人的原因，确切说是“权力通吃”的结果。因此，取消假释制度，不如完善监督，让制度真正刚性起来，不被权力所染指和操纵。

完善监督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制度的完善。以假释为例，何为“确有悔罪表现”，何为“不致再危害社会”，必须有更为明确的可量化的标准，否则自由裁量权太大，很容易形成制度“后门”，被一些有权有势者以及执法人员所利用。

二是充分的司法公开。假释、保外就医等制度，客观上是减轻了对罪犯的惩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而在操作上必须慎之又慎，最好的办法就是司法公开，让舆论和公众来监督制度的运行。譬如朱列玉代表提出，减刑案件应当公开开庭，并通知受害人家属出庭并发表意见。

最重要的一点，当然还是完善问责。司法和执法机关内部人员帮助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获得假释、保外就医，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司法腐败，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严厉加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