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如何看待“以房养老”试行（4）

其次，70年产权是只拦路虎。以房养老在一些国家成为主要的养老模式，这主要取决于国外产权房不受年限限制，如欧美国家居民住宅拥有永久的土地私有权，加上房价变化不大，如德国商品房基本做到10年不涨不跌，这就便于操作。我们的国情却大不一样，70年土地产权就是一道障碍，有些商品房仅四五十年产权，现在的年轻人到了养老年代，土地产权也基本到期，虽然物权法已明确住房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但说法比较笼统，条文不够清晰。况且自动续期要不要缴纳税费?按什么标准缴纳?这些无疑都是未知风险，金融保险机构不能不思量、不考虑。

第三，房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大城市房价只涨不跌成常态，这种态势不能不让准备以房养老的市民产生后顾之忧，或许今天评估的房价，明天就涨上去了，抵押房屋岂不吃亏?金融保险也存在同样的担心，万一房价十年河东转河西，若干年后跌下去了，岂不亏大了?

可见这些问题亟待法规、制度加以破题，尤其是土地产权，急需出台法律规范70年后的衔接问题，既然以房养老已进入国家养老服务的基本政策，土地产权衔接就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法律问题。房子的价值评估也需要有灵活的政策及留有余地的空间，而不是一锤定音。

聆听“以房养老”质疑声背后的社会焦虑

养老是近年的持续热门话题，每有类似新闻披露，都能引发公众内心的涟漪。这不奇怪，统计显示，至2012年底，我国已有60岁以上老人1.94亿，并以每年600多万的速度递增。近年，各地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最火养老院要排100年”的新闻更引爆舆论，既令人瞠目，也触动“老不起”的社会焦虑。

近日有报道说，江苏常州市民赵女士，为照顾瘫痪的老父亲，连请23个保姆都辞职了，送养老院要么拒收，要么费用高昂无法承受，无奈，赵女士一咬牙卖了住房，又东借西凑300万元，自己办起一家养老院，就为了让像自己父亲这样“不受待见”的老人有个养老的去处。

人们常爱用“未富先老”概括我国当下的尴尬局面。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是整个社会都猝不及防地遭遇了老龄化“变故”：国家财力不足，养老机构和设施严重欠缺，社会保障基础薄弱，许多家庭“空巢”，失独、失能老人愈来愈多……所有这些，不仅拖累成千上万的家庭，更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在此背景下，出现对“以房养老”动机用意的质疑和反对声实属正常。平心而论，“以房养老”其实是为特定人群量身定制的商业化养老业务，它与社会其它的养老举措并行不悖，在西方国家已经很成熟。而在我国，由于国情及社会观念的差异，它确需先期试点探索。尤其是，在社会化养老体系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各种新型养老形式的探索都应予以鼓励，并在发展中臻于完善。

值得重视的是，围绕“以房养老”的争议中，充溢着人们对社会养老现状的不满和焦虑。对此，作为社会管理者，不仅要倾听，更要顺应民意，积极应对。某种程度上说，当下的养老难题，也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中必须要迈过的槛。“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解体分化，“子女养老”面临“空巢”困境，医疗、看护、养老服务等又严重滞后，紧迫的现实需求呼唤着社会化养老体系的加速构建。

在现代社会，养老绝非一己私事，而是社会生态链中必不可缺的一环。同时，养老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眼前最缺的不仅仅是养老院和护工的巨大缺口问题，更在于立法和制度层面缺乏系统设计。虽然有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及国务院去年10月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但由于没有相关的配套政策，或者刚性约束不足，许多良善理念到现实中往往沦为“空头支票”。在养老已成为全社会“短腿”的情况下，在财政投入、税收倾斜、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人生终有老。这一代老人年轻时大多经历了艰辛生活的磨砺，能否让他们优雅地安享晚年时光，不仅是家庭子女的孝心和责任，也体现着社会的良心和人性温度。应对我国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需要高效而又具现实针对性的社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