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中的“同等学力”

《明史·选举志》里有两段话容易使人们对明代科举全貌产生一些误解。

第一段话是：“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对的，因为明朝任官有多种途径，通常说是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员也为一途，这叫“三途并用”。但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却有问题，那就是科举未必“必由”学校。有资格参加明代科举第一层级“科试”的有两种人，一是在府、州、县各级官学读书的“生员”，所谓“科举必由学校”，指的是他们；二是儒士，他们“未必”由学校，大略相当于“同等学力”者。

第二段话是：“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这句话反映了“三场并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员一并参加乡试的事实，问题出在“间收一二异敏”。

由于这两段话，加上学校的生员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后来人们对于以“同等学力”参加科举的“儒士”的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就不免以偏概全。首先如上所说，由于“充场儒士”的事实存在，使得明代的科举“必由学校”之说并不全面。其次，明朝的“充场儒士”并非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在人数和影响上微不足道。

郭培贵教授根据《福建通志》对明代福建举人身份的记载，统计出福建的举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如果按照方志远教授关于乡试举人大约30取1的推测，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学力”参加乡试的“充场儒士”应该有七八千人次。

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给景泰皇帝的奏疏中说：江西每当“大比之年”，除学校出身的“生员”之外，“同等学力”的儒士参加乡试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明英宗实录》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说的仅“一二异敏”。当时的江西有七十多个县，泰和为科举大县，其他县以十分之一计算，全省每次参加乡试的儒士可达七八百人，这是通过了三场“科考”取得“同等学力”的“充场儒士”，未通过科考的儒士数量更加巨大。

那么，“充场儒士”的“同等学力”是怎么取得的？这里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被当地知识界特别是官府认定是“儒士”，即有学问。这个条件是“软指标”，人情的因素比较多。第二，要通过科举的第一层级“科考”，这个条件是“硬指标”。明朝“科考”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而设置并完备的。开始由各官学所在的府、州、县主官负责，听命于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统元年，在各省增设按察副使或佥事，称“提学宪臣”，简称“提学”；到弘治十八年，规定立“三等簿”考核学生，标志着“科考”的正式定型。“科考”的具体做法是：各省提学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在全省的官学生员中进行两次“统考”，第一次叫“岁考”，第二次就叫“科考”。只有在“岁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员，才可以参加“科考”。只有在“科考”中获得第一二等（总共也是六等）的生员，才能获得乡试的资格。

“儒士”们要获得乡试的资格即“同等学力”，不需要参加“岁考”，但必须参加“科考”。考什么？《明史·选举志》说是“三场并通”。哪“三场”？没有说。但根据乡试、会试的情况可以推测科考的情况。

明代的乡试、会试都分三场进行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一、“四书义”，有三道题，每题答二百字以上。二、“经义”，有四道题，每题答三百字以上；如果来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题。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对四书五经及各家注疏，特别是朱熹注释的熟悉程度，有标准答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客观题”或“基础知识”的考试。第二场考的是：一、论一题，答案要三百字以上。二、判语，也就是批示，共五条。三、代拟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的从政能力。第三场考的是：经、史、时务策，共五道题，可选三题作答。这场考的是考生对于时务和国家政策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