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中的“同等学力” （2）

“科考”所考的，应该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三场考试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可以以“充场儒士”，也就是和通过科考的生员们的“同等学力”，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

在当时，由于重视“在校”的资格，对于“同等学力”是有歧视的。陈循在说到江西“大比之年”每县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时指出：一些学校出身的官员对“儒士”有成见，甚至“恶之如粪土”。陈循自己也出身于学校，而且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书》的话，“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又引用《孟子》的话，“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认为无论来自学校还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场，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的儒士。陈循特别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县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大学士杨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庐陵县学训导，由吏部试用，后为一代名臣。而永乐十九年廷试第一的状元曾鹤龄，则是以儒士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

陈循举的这两个例子，杨士奇是以“儒士”选官（关于这类“儒士”，笔者当另文讨论），而不是“科举”儒士。曾鹤龄则是典型的“科举”儒士，先在永乐三年江西乡试中中举，后在永乐十九年的会试中名列第二，经廷试而为状元。（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7《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

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过科举高中会元、状元，为非学校出身的“同等学力”者增光的并非只是一个曾鹤龄。

成化十七年，浙江余姚儒士王华廷参加科考并高中状元，后来官居南京吏部尚书（徐咸《西园杂记》），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儿子王守仁，号阳明，被称为明代气节、学术、事功第一人。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邹守益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后来师从王阳明，被黄宗羲称为“江右王门”第一人，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位出身“同等学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学府。

广东南海县一直以本县在明代出了四位“会元”而自豪。这四位会元分别是伦文叙、伦以训父子，梁储、霍韬。其中，伦文叙和霍韬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过科举为会元的。《广东通志》惊呼：“伦文叙、霍韬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为异！”伦文叙不仅是会试的会元，还是廷试的状元；霍韬则官至礼部尚书，为嘉靖时期的名臣。

当然，以“充场儒士”的身份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并且建立卓越功勋的，还得推谭纶。谭纶是江西宜黄人，字子理。沈箕仲《谭司马公行状》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然时喜道家言，而志闲闲而气阗阗。嘉靖癸卯以儒士举于乡，登甲辰进士。”虽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谭纶却以军功和韬略著名，屡建奇功。他先后担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率领刘显、俞大猷、戚继光三大总兵剿灭东南沿海倭寇；继为蓟辽保定总督，与戚继光练兵蓟镇，防御北方蒙古诸部，时称“谭戚”。

不过，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场的科举考试却更加讲究“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致使人才培养、人才选拔的路子变得更加狭窄，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闭、式微和败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