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在手上 （2）

讲党性，有三条最重要。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政治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上，确保各级各类宣传文化机构的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二是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宣传文化工作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三是坚持党的宣传纪律。宣传文化工作不仅要遵守宪法、法律，服从国家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包括各种具体工作要求、注意事项等。不讲纪律，领导权、管理权都会落空。

现在，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让互联网有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舆论环境，作为对主流舆论阵地的一种补充，本该是有益的、建设性的。但网络谣言大行其道、网络侵权乱象纷呈、网上负面炒作甚嚣尘上，使网络空间变得污浊混乱，严重损害了这种建设性，不管行吗？依法治理网络乱象，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关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关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关系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一件必须办好的大事。

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有其复杂性、特殊性。对群众正常、合理、善意的批评和监督，不管多么尖锐，我们都欢迎，都不要不高兴，更不能压制；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听取、切实改正。对学术问题，应该发扬民主，平等讨论，以理服人，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加强正面宣传，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党要管媒体、管导向、管队伍、管干部，强化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职责，让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以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也至关紧要。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自己在不断总结，但也有人作出别样的解读和评说，并且竭力同我们党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年，思想理论领域很热闹，有些问题引起很大争论。有争论并不是坏事，真理总是越辩越明，重要的是必须牢牢掌握话语权。

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大都是肯定的，各国领导人在与我国领导人见面时都会对我国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肯定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这恰恰是西方最忌讳讲的。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西方就有人预言，中国共产党搞革命还行，搞建设不行，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又有人说风凉话，搞得好就是“中国威胁论”，遇到困难就是“中国崩溃论”，一直不绝于耳。3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风浪，不仅都挺过来了，而且每场风雨过后都发展得更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乱局不断形成了鲜明对照。实践证明，我国走出来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终极模式”？有些人低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或者是也看到了，心知肚明，但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口头上就是死不认账。西方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演绎是最典型的套话，他们讲那一套讲了一二百年，现在还在讲，还是那些概念、那套说辞，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就是凭借着重复了一二百年的那些套话垄断了国际话语权。

值得警惕的是，在西方强势话语和错误思潮影响下，国内一些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偏差，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为标准来评判。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取得的胜利等，明明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功，分明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却被说成是“普世价值”的兑现，在“普”不在“特”；同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如群体性抗议事件等，发生在西方国家就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体现，发生在中国就被说成是“体制弊端”造成的，是所谓“社会危机”的表现，有人甚至把雾霾也归咎于体制；有些人看不到当今世界上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事实，却在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西方“宪政民主”才有出路。这是怎样的迷思与蒙昧！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不对，中国人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中国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能照谁的模式办？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干得很漂亮、很成功，但在总结研究、宣传阐释上却不够给力，说的不如干的。真正在广大民众中有影响力凝聚力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论述，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强大吸引力、说服力、凝聚力的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以解读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论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论述”，从而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