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焦虑根本因由是家园的失落

知识分子的焦虑，如同当下中国其他群体的焦虑乃至全球性的焦虑一样，其根本因由是家园的失落。这家园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安全和温暖的感觉、让我们放心归属的“生活世界”，而她在现代社会变迁和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破碎不堪。正因如此，我们被抛进深沉且持久的漂泊无根、不安与不满足的状态。这是我们一切焦虑的深层根由，也是我们若欲超越焦虑必须直面和着力的方向。在普遍的焦虑中正存有宝贵的机遇以重建共同家园。其中，中华民族、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自觉担负起特别的责任。

　　家园的失落是复杂的时代病症

作为普通人，历数我们的种种焦虑，为基本保障、为生活条件、为梦想实现、为人与人的关系。而当我们感到没有安全、缺乏确定性、得不到承认和肯定、体会不到信任与支持以及凡此诸般时，这不正是我们“无家”的感觉吗？尽管在家和家园之中我们仍然还会面临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会遭受恶意的伤害甚至不会受到敌意，我们可以依靠她的呵护、在遇到困难而有需要时从她那里获得照顾支持。

早有众多的思想者已经阐明，人类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生产迈入工业化，从传统礼俗社会进入现代科学理性与法律社会的过程，也是人类一步步失落家园的过程。现代的工业市场生产、大规模城市生活、科技理性支配和无情的科层制与形式主义法律统治，将人类抽离出与自然界和其他人的密切联系与共享天地，而将其投入以功利效率的工具理性为核心逻辑组织和运作的各个“系统世界”中，人类身处自己给自己打造的机器般的“铁笼”之中，既失温馨家园，又怎可得免恒久的焦虑？从赋予国家政府更多的保障福利职能（所谓“福利国家”），到重新看待宗教与科学关系、发挥信仰的功能，或以人本主义来平衡科学精神，直到重建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然而，在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内核基石上，这一切看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的家园并未曾真正得以恢复，家园失落之痛和如影随形的普遍焦虑之境，至多只能说是稍有缓和而已。

到了全球化阶段，情形变得更为复杂。借助全球流动性增长、各种媒介手段突破时空界限将全世界的人更近距离地聚拢在一起，经济市场、科学技术、科层组织这些系统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进一步和深入地侵吞蚕食人们的家园，大到各国，中到各地方、各种人群共同体，小到各个家庭，其所能提供的保护屏障一一被穿透，个体愈益深刻地被卷入其普遍的支配逻辑中。而焦虑中的人们也将逐渐明了，如果曾经是为了正当的梦想而宁愿舍弃家园、离家逐梦，那么，该到重新回家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天性是社会的存在，我们决不可没有家园。

　　正面临重建家园的重大机遇

当然，全人类也好，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好，我们每个具体的人也好，只有经历离家到重新归家的路，我们才得看清世界，也看清家和家园的意义。

这里说到“新的家园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简单地返回最初的家和家园。人类要往前走，我们不可能退回到过去的所在。现代化过程不可逆转，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不时地停下匆促的脚步，反问和澄清这一切的初衷，明白有哪些我们要继续坚持，又有哪些我们必须纠正，哪怕需要为此付出十分艰巨的努力。之所以说我们正面临重建家园的重大机遇，在于焦虑的普遍性和日益被人们认识到的深沉性。如今，焦虑是普遍的、持续的、深刻的，不独属于某一个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民族，而是全人类的。而且，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存在状态，在客观上也越来越不可持续。我们决不可能在不重建人类共同家园和不同人群的家园的条件下，继续指望多数人能够过上满意的生活。

另一方面，如前已述，全球化本身提供了宝贵的潜力，使家园的重建有了难得的机遇。因为全球化提供了异质的多样文明展示的舞台，见证了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度之崛起，不管怎样，它有了不同于以往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的替代选择的更多可能性。正是在这多样性的文明中，蕴含着重建家园的可贵资源。若是这些多样性的价值能够善加利用，我们更有可能真正重建起人类的家园。

当我们置身于中国现代化转型期，同时又愈益深刻地介入全球化进程中来看焦虑的超越与家园的重建，我们就能认识到，这一努力必定是与全人类一起的共同行动，而不可能离开人类的行动而单独成功。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在重建家园中可以担负更大的责任，这既是由其历史的位置决定的，也是因其潜在的能量所注定的。当然，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去把握这位置和转化这能量的关键。在这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更大的自觉性、勇气和信心，也需要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