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建设：失信“黑名单”与“机构实名制”

编者按 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旺，政无信不治，国无信不稳。当前，我国由于信用缺失造成的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等现象屡见不鲜，人们深受其害。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共享，推动建立自然人、法人统一代码，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就在两会召开前一个多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无论是总理的表态，还是纲要的内容，都向外界发出一条明确信息：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将会出重拳、下猛药，用综合手段整治失信乱象，把不诚信者列入黑名单，让其为不诚信行为付出“处处碰壁”的沉重代价。

本刊特选择法院系统失信“黑名单”制度与北京市“机构实名制”两项探索实践，进行典型剖析，分析和探究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展、面临的困难以及相关的对策。

“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个人信息上了“黑名单”、申请信贷受限甚至面临司法惩处，这些措施让不少原本抱着“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心态的老赖们，纷纷主动履行偿还义务。这些法院系统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后带来的新现象、新变化，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

编织信用体系监督网，以“黑名单”治老赖

长期以来，一些当事人恶意欠债不偿，拒不履行义务，即便由法院判令被告偿还相应债务，也往往因人员难找，财产难查等原因而无法执行，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一大难题。

湖北武汉市中院执行局副局长罗敦顺告诉半月谈记者，执行难背后实质是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备，导致老赖们层出不穷。

看到拖欠自己货款长达6年多的老赖被法院曝光后，武汉市江夏区居民陈世祥再次燃起希望。陈世祥说，7年前包工头向某找他购进7.2万元水泥，货款一直不付。即便区法院判决向某偿还，向某也一直以各种借口搪塞，导致陈世祥小本经营的水泥店资金周转困难，不得不关门停业。

为老陈带来希望的，是法院系统近期针对老赖采取媒体曝光、司法限制等措施的“黑名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出台《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各级法院可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等方式予以公布。公众也可登陆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进入最高法网站，输入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单位名称，即可查验其是否进入最高法的“黑名单”。记者搜寻广东省内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时看到，一些区镇政府名单也赫然在列。

罗敦顺介绍，曝光失信被执行人的“黑名单”制度，能使老赖们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受到限制，形成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监督网，督促老赖主动履行义务。

今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执行局内，一位曹姓男子提着现金急切要求偿还债务。原来，曹某10年前在上海读研期间，曾在一家银行办理两笔助学贷款，约定按月还款，但到毕业时，曹某却不见踪影，拖欠银行1万多元本金一直没有偿还。此后，曹某辗转上海、江西、浙江、山东多地，在一家高校当上副教授，银行和法院却一直苦于无法找到曹某的下落。

曹某来还款的原因是他被列入“黑名单”。由于受到信用惩戒，曹某不仅职称评定受阻，而且贷款买房也遭遇阻碍。如此，他才迫不及待地从山东乘高铁赶到上海履行债务，且不断请求法官，尽早将其从“黑名单”上撤下来。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最高法网站公布失信被执行人3个月内，公布的近5.6万名失信被执行人中，有1669名因主动偿债被移出名单库，有近20%的被执行人积极履行义务。

信用体系建设提速，建立健全任重道远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机制建立后，最高法、公安部、国资委、银监会、民航局等部门签署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明确被列入“黑名单”的老赖们不仅无法得到银行授信，还将被禁止购买飞机票与软卧火车票。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这一合作机制中，由最高法向签约各方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相关部门收到名单后，在其管理系统中记载包含相应惩戒措施等内容的名单信息，或者要求受监管的企业或单位实时监控，进行信用惩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执行人告诉记者，他被列入“黑名单”后不久，不少朋友和生意伙伴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而正在申请的贷款也被银行叫停，让他感觉不仅丢脸，而且经济受损失。“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这招太狠了，今后不敢欠债不还啦。”

法院系统探索的失信“黑名单”制度，并非当前国内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个例。在人民银行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上，从去年10月起，北京、广东等9省市区居民即可登陆查询本人信用报告。而包括上海、北京等地已经开始将水电煤气缴费、地铁逃票等记入“信用档案”，这意味着只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失信行为，就可能会在个人信用档案上留下污点。

各地在改善市场信用环境、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也在积极行动。北京市建立了在互联网上公开的企业信用体系不良行为警示记录管理系统；广州市为全市企业建立户籍式信用档案，并评出三个等级上网公布；武汉市打造“信用天网”，形成社会联合征信共享系统平台，通过“企业黑名单”制度，提高失信企业的失信成本。

业内人士指出，加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征信系统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已成为政府部门与普通公众的共识。这一显著变化令人欣喜，但也需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仍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俊新表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并非几个部门、几个地区努力即可完成，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要将社会诚信基因重新注入国人血脉中，仍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