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岩说出大实话:空喊“坚强”不管用。那么,“管用”的是哪些要素?
说起来很复杂,而且不是一个人就能做的。比如我这次读博士,在一定时间内给你事业上的憧憬,你会有一个希望。这个很重要,是钱买不来的。再比如我的基金会,没有各方支持,怎么可能做成?不是这些社会资源给到你,自己空说“我坚强,我坚强”,却没事可干,你还是要疯掉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会有意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忙。你独处的时候,会有很多负能量,但你工作时就会不一样,你会跟别人打交道,你跟大家一起开会,一起录制节目,一起讨论基金会的事情……你忙碌的时候,那种忙碌会冲淡瞎想的时间。时间过得快点儿。时间全是自己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麻烦。
在艺术上她有自己的脾气,经常会跟分场导演谈:可不可以把群舞全拿掉?
刘岩学跳舞比别的孩子晚很多,9岁多才开始学,7个月后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那时她还不懂什么叫梦想,就是对舞蹈特别认真,学舞蹈特别要强。表现出来就是特别爱哭,天天哭。
我的手臂和腿的比例比较长,适合跳舞,老师就会觉得你是个苗子,但我又算是学舞蹈比较笨的那种人,学动作是很慢的。做不好我就会着急,课上自己就哭。晚上下了晚自习,到熄灯前那一点儿时间,小朋友会排着队打公用电话。别人是打给爸爸妈妈,我却是打给我的任课老师,哭着承认错误,说我没做好,明天一定要做好。后来都成为老师的精神负担了,一到晚上9点多就紧张:这个刘岩又要打来电话哭一通了。那会儿,我13岁左右吧,特别爱哭。
排练一个舞蹈的过程很枯燥,很磨人。比如《胭脂扣》,我有一个旋转的动作,导演让我转500次,他数着。记得是在我们学校201教室。后来我就哭了,那个导演是个男孩,比我大不了几岁,就一直站在那儿盯着我转。后来我哭得不行了,稀里哗啦,鼻涕眼泪的,他还让我转:“不够不够,才300多,接着转。”连打扫卫生的大姐在门口都有点儿看不下去了,他还一直在那儿数,最后真的转够了500次。转500次,其实是排练中很多动作处理我会有我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跟导演顶,他就在一个动作上“治”我的脾气。
艺术没对错,他觉得他对,我还觉得我对呢。在艺术上我还挺有自己的脾气。参加好多大型晚会,我经常会跟分场导演谈:可不可以把群舞全拿掉?我跳还不够吗?还要别人在台上吗?真的,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真是觉得他们影响我了,不安静我就觉着跳不了。
2004年,在我学了专业舞蹈十多年以后,拿到了我这辈子第一个金奖——第六届全国舞蹈比赛的金奖,后来就一路全是金奖:荷花杯、首届亚洲青年艺术节,后来参加多部大型舞剧。然而在我获得第一个金奖之前,我的参赛历程挫败也很多,我还有个外号——“二等奖专业户”,永远得银奖。
每次我都是代表学院去参赛,精心准备,感觉上至少是有可能得金奖的,但最后结果下来的时候,你就不是。那时决赛后的晚上我都是不睡觉的,就一直哭,在房间里哭一晚上,到颁奖晚会时,就顶着两个桃子眼去了。每次都是这样,但下次有比赛我还会去比,我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我总觉得,人在做事时,还是应当较劲儿。遇到不顺或叫挫败,在那个节点上不顶一下的话,出不了成绩,要有自己跟自己角逐的力。没摔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所以后来也可以叫“性格使然”。好多人说我:“你挺坚强的。”我觉得这就是我,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在她摔伤几天以后,明文军老师跟她提出:你想过考博吗?
出事以后,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安慰我都爱用这句话:“上帝每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但是其实你不去主动地“推一把”,窗户也不会自动打开。中国人说得太对了,真的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任何东西都是通过努力才能得到。
当初说考博士,我觉得简直不可能,这事儿离你太远了。但考上时,你对自己说:哇!我还可以吔。
考博的念头,实际上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明文军老师最先跟刘岩提到的,就在她摔伤几天以后。别的师长到病房里看刘岩的时候,都是安慰她说:你看你小时候就学舞蹈,一直都很能吃苦,你一定能练好,你的身体没问题。都是鼓励她,跟她谈谈怎么保养,怎么配合医生。只有明文军老师问她:哎,你想过考博吗?
我印象特深,那时我还不能坐,完全都是在病床上躺着。他搬一沙发坐在我旁边,就聊了半小时。一直是他在那儿说,我躺在那儿就接不住这话,因为我就没想过有谁会跟我聊这个话题。他当时说你一定要考博士,你没有选择。他作为院方领导,第一时间知道了我身体会怎么样,他很确定我好不了了。他很客观,觉得你必须干点儿别的事了。
我们从小开始练舞蹈的,都已经习惯于吃苦劳累,受伤也算是平常事。我一直还好,属于小伤不断,但没有过大骨折之类的伤病。就是说,受伤多痛苦,康复治疗有多累,吃多少苦,这些我都不怕,但“好不了”是接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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