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调控“主航道创新”（3）

放管有度

过去一年，新一届政府把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头炮”，一系列相关改革措施相继推出。截至今年一季度一年时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超过４００项。

美中企业家商会会长孙文铁告诉记者：“简政放权后，很多审批取消了，成本节省了，办事容易了，加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很多会员企业都愿意赴华投资。”

中国美国商会法律委员会联合主席夏尊恩认为，中国的简政放权措施实际上也是一种“刺激”措施，这有利于外国投资增长。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简化审批手续有效促进了中国竞争力开始下降的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的转型。

ＳＡＰ大中华区总裁纪秉盟对新华社记者说：“包括设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等一系列措施，代表着在企业生态环境中，我们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和灵活性，这将会大大增强我们与中国企业的合作热情。”

美国杜邦公司把今年其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增长指导目标定为８％至１５％。杜邦公司董事长柯爱伦说，“稳定的中国”是公司这一指导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外界有许多有关中国的杂音”，但杜邦从其在中国的大部分部门“看到了积极迹象”。

“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加强问责和执法，将让投资者更加坚定信念来华投资，”爱立信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对中国当下改革从“政府的自我革命”开始抱以期待。

推动简政放权，也要放管结合，正确认识“有所不为”和“有所必为”的辩证关系。政府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要更有效地实施事中事后监管，保证市场更加公平有序。良好的“政企互动”才能打牢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应从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是，市场不是自动调节的。它们容易产生资产和信贷泡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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