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证叔”背后的警示（3）

然而，既然身份证办理存在某种制度上的“洞开”，“受益”的显然就不会止于公安局长。这种猜测，在去年公安部负责人的表态中，就已经得以呼应：要用3年时间彻底解决户口和身份证信息“错、重、假”问题，实现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号码准确性、唯一性、权威性。被公安部出台专门的时间表来予以专项治理，可见其中的问题严重性并非一般。而鉴于多个身份证的受益原则，除了技术上的差错，这其中绝大部分如房嫂事件所揭示的，恐怕都与腐败有着多重关联。此次被举报的樊红伟，就被指利用多个身份证“转移这些赃款”。以此而言，辨析“一人多证”上的“腐败信息”，未尝不是当下反腐工作一个不可忽视的切口。

被举报多年的樊红伟，为何恰好在此时进入公众视线，并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重视？时机上显然颇显暧昧—源自举报者的话称，樊曾酒后吐真言，称花钱摆平了时任山西纪委书记金道铭，“没人能扳倒他”。在后者刚被中纪委双规之际，关于樊的举报终于成行，这之中所隐约显示的某种权力保护色彩，或许更令人想象。

可见，类似8个身份证的身份迷局能够成功上演，当事人所倚仗的绝非仅仅是身份证办理上的制度漏洞，而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庇护。这种庇护体系的存在，显然比单一的身份证信息漏洞要严重得多，它既是樊能够一边被举报，一边却不降反升的决定因素，更严重的是，让制度失范后的民众监督失去了本来的力量，腐败得以走得更远，身份证办理漏洞的纠偏得以继续推延。

洞悉多个身份证背后的腐败信息就可知，要终结身份证的迷失，诚然需要相关部门对于办理程序的制度性修复，更需要从源头上堵住权力庇护的土壤，让身份证回归本义，而非权力可以上下其手的腐败工具。

“公安局长多张身份证”的讽喻与真相

樊红伟实际使用过的身份证号码有4个，有3张身份证照片与尾号0074的身份证照片为同一人。虽然从举报资料暂时还看不出这4个身份证是同时被拥有，但如此频繁地来更换与注销身份证，不能不令人生疑。作为居民身份证件管理的直接参与者，地方公安部门的领导理当对此有更多更严的自我约束，涉嫌拥有多个身份证实在充满了讽喻。

今年2月来自媒体的消息就称，全国已有16个省区市完成了省级人像比对系统建设并投入应用，通过比对发现、注销重复户口43.1万个。它意味着，我国将实现严格意义上的一人一户口与身份证。省级人像比对在加快进行，一个市级公安局的副局长却依旧被曝出拥有多个身份证，这叫人如何理解和接受？

不管对于樊红伟的最终具体调查结果如何，该起事件都或多或少地映射出一些市县级公安部门户籍管理的混乱。法律明文规定，人民警察非法变更公民身份证号码，或办理假居民身份证与户口，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公安局副局长身份证的多次办理与注销，表明严肃的办证流程其实早已成为浮云，责任追究更无从谈起。在有章不循的背后，必然是权力的滥用。

公安局副局长的多张身份证，对应的是户籍管理中办证程序虚置的真相，但真相可能并不止于此。正如网友所质疑的，转迁、落户、办理身份证，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十分繁杂而又严肃的事情，为何在个别人那里却易如反掌呢？海南省公安厅的一位内部人员甚至告诉记者，“没什么难的，市县公安局长、分管副局长签个字就能办理户口”，“只要局长签个字，就能办理假户口”。户籍制度管理习惯性地为有能量者让路，却不肯对普通人努力创造更多的办事方便，这早就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

别轻看公安局副局长拥有多个身份证的爆料。此前调查已显示，一些涉案落马的政府官员也都拥有双重户口和多个身份证。多重户口一般用于：隐匿非法收入和财产；逃避各地房地产限购政策；在上学、就业、医保等方面享受社会福利。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拥有多张身份证的真相必须被厘清，如果涉及违法违纪一样需要穷追到底。与此同时，一旦发现相关事实，还须去严格兑现对假户口办理过程中违法违纪人员的处理。只有真正形成对户籍管理散漫的威慑力，假身份证的办理大门才不会洞开，公安局副局长拥有多个身份证的莫名惊诧才不会接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