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

核心提示：

◆治理方法的标准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治理的效果：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善治，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代表恶治。

◆世上没有任何官僚体系专管小事，人民中五花八门的矛盾需要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恢复自然社区组织，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参与，当家作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解决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小事，恢复人民对公正和伦理道德的信心。

思维方式

国家治理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国家治理”并不能简单地从价值判断上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各国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治理”的方法也应因地制宜，也必然多姿多彩。治理方法的标准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治理的效果：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善治，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代表恶治。

按照流行的说法，区分“现代”与“传统”政府的要素有两对：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信这种所谓“学问”的人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病症都一样，并给所有病症开同一个药方，即竞选和法治。

撰写“现代”法规易如反掌，但若硬要“闯关”就会搞得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由此产生负面的治理效果。仅靠两三个书本概念治国是要遭天谴的，如王莽。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的差异来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来自少数精英的“顶层设计”，而且这些“设计”塑造了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异。因此，唯心史观否定上层建筑来自人们多姿多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王莽那样信奉“制度决定论”，热衷“改制”。

治国靠的不是消极的“改制”，如同拆了克里姆林宫不等于建了白宫。治国靠的是积极的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度是社会存在的结果。政府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社会在变化，制度也在变化。没有不变的社会，也没有不变的政府制度。给所有政府制度贴“两分”标签是浅薄的。从这个角度看，除了神学，世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应强调“问题意识”，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比制度重要得多，并能促进制度不断进化。

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必然催生一堆新问题，催生新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针对新的主要矛盾提出新政策。由此，国家治理才能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因为认识到新政策会导致新问题，甚至担心可能提出错误政策，所以有些中华先贤强调“无为”，强调“顺其自然”。这是消极的辩证法。然而，由于当代的国家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消极的辩证思维已很少见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为政府必须承担决策责任，而且还要承担正确决策的责任，为错误决策付沉重代价。

“大事”与“小事”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以往三十六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大踏步迈进，创造了人类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按照他的智慧，从1979年到2079年，我国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都应当是经济建设。目标是人均GDP超越西方国家的人均GDP，让我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大事”。

然而，除非居庙堂之高，而今处江湖之远的亿万城乡家庭每天都生活在种种不满甚至愤怒中。那些愤怒缘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解决不了拖成大事，大事拖到爆炸。这些事细如牛毛，五花八门，笔者尚无力分类概述。但笔者确切地知道，人们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丧失了对社会公正的信念，日渐感到绝望。这是我国社会不稳乃至势若干柴烈火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花大气力“维稳”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小事”。

为什么中华遍地都出令人愤怒的“小事”？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组织”没了，只剩下办大事的“行政社区”和行政官僚。自然社区是由熟人构成的、最基层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一夜间，人民没有了自己的组织，没了公共生活，丧失了对直接涉及自己利益之事的发言权，成了“屌丝”。人人被迫自保，人人就不得不自私自利。一夜间，“以民为本”变成了“以人为本”，个人拥有了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个人权利”。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如私家小汽车获得了占用公共道路和社区公共空间的停放权利，剥夺了行人和老人小孩的权利。人人彼此占“小便宜”，人人就都愤怒不满。公德消失了，我国社会重新退化成难以治理的“一盘散沙”。

小事办不成，大事也就逐渐办不到了。今天的人民不满、愤怒，对办大事日渐冷漠，支持度不断降低。普通人生活中的公正梦破碎，中国梦就成了庙堂梦。日常生活环境里的种种不公正使很多人不再认同和信任党和政府，任由浅薄的“公知”忽悠“改制”，忽悠拆故宫建白宫。政府被迫提出各种具体或空洞的目标取悦民心，主导国家发展日程的能力严重下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被其他目标模糊、覆盖。

办不成大事又能怎样？首先，没有高速经济发展就难以迅速出现产业升级和环境上的美丽中国，难以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其次，每日面对无数自私自利“耍无赖”的个人，政府行为也必然变得“无赖”，官员自私自利就有了理由和空间。再次，组织起来的政府面对分散无组织的个人，非但“治理”日渐艰难，把官权“关进笼子”也成为不可能。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我国大肆宣扬个人权利显然是食洋不化。西方讲个人权利，因为那里过去和现在的公共或集团极为强大。西方到处是市民会社，社会按阶级分层严密组织起来。若不讲个人权利，西方社会就没有自由。但在我国，公共意识自古以来就薄弱，个人权利意识是独立小农的本性，无需培育讲授。张家的猪吃了李家田里的谷就可能出人命，开车加塞儿和上公交车蜂拥抢座更是“理所当然”。我国私权意识和化公为私的欲望天然强烈，集体和公共意识则是教育出来的，甚至知书达理者的公共意识也薄弱到令洋人拍案惊奇的地步。

“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原本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人民依托“自然社区”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社区人民依照天理人情和道义，自己解决彼此矛盾，自己调节利益，自己搞卫生清理“龙须沟”，自己集资办基础教育，扶危救困、守望相助、维护治安。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当国防外交、三峡高铁的主，而是在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上有发言权和集体决策权。

人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当家作主，五花八门的小事就能迅速得到解决，人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正。对日常生活的公正和伦理道德有信心，人们心情愉快，就会支持国法，支持政府办大事。

政府支持并尊重自然社区自治的集体权力，便能免除“小事”之扰，保持人员精干，减轻人民负担，集中财力和精力“办大事”。当人民退化成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政府也必然腐败软弱。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社会规律。

所以，人民认同政府的根基是自然社区认同，人民热爱祖国的根基是热爱自己生活的自然社区。有了组织起来的人民，新中国就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