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社会不公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5月22日早上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激起了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全国人民的愤慨。次日，为期一年的新疆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启动。

新疆在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昨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充分认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实现长治久安是我们党治疆方略的方向目标。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决不允许恐怖主义横行肆虐。但大多数国人对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违法犯罪活动还十分“陌生”，不知其“源流”究竟出自哪里。近年来，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有什么新的变化和特点？暴恐分子又有哪些个体特征？该怎样应对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我们不能不有所了解。为此，文汇报记者采访了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潘志平教授，以及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王伟光博士。

恐怖主义 当代国际社会的公害

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国人曾以为恐怖主义主要是美英等西方国家面临的威胁，好像和我们自身安全没有太大的关系。以致于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还几乎停留在好莱坞大片或美剧里。但今年“3·1”昆明火车站的暴恐案件和“5·22”乌鲁木齐市暴恐案件，使更多的国人在震惊和愤慨的同时，首先想知道什么是恐怖主义，并希望更多地了解恐怖主义的源流。

潘志平：目前关于“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实际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恐怖主义，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自由战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针对自己的恐暴活动毫不犹豫地指称为恐怖主义，而就针对中国、俄罗斯的暴恐活动往往持纵容、同情，甚至或明或暗支持的立场，这就是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这正是恐怖主义得以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关于恐怖主义的界定并未有统一认识，尽管如此，我认为恐怖主义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如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如“圣战”），或极端地反政府；其次，滥杀无辜，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与之毫无关系、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甚至是妇孺老人，就如“5·22”乌鲁木齐市暴恐案件一样。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一些西方人士不认为针对军警为目标的恐暴活动是恐怖活动，以致于近两年来“东突”恐怖分子疯狂地攻击武警和公安部门，就是企图借此逃避恐怖犯罪的罪责；再者，这些暴恐犯罪活动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制造出大规模恐怖气氛，其作案工具既有可能是现代制式武器，如有的中东恐怖分子有火箭筒；又有可能是原始的刀具，如“3·1”昆明火车站的暴恐案件。再比如，2009年“7·5”乌鲁木齐暴力事件后不久发生的“针扎”事件，其使用作案的工具最初是针管，后来就是大头针、甚至牙签，但造成的市民紧张情绪，若非亲临当地，是难以体验的。

　王伟光：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恐怖主义。对于目前公众通过各种媒体听到看到的绝大多数恐怖主义暴行，用通俗的语言可以概括为：非国家行为体出于政治动机、极端宗教或报复社会动机而对无辜平民或国家机器实施的暴力行为。如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5·22”乌鲁木齐袭击事件，就属于典型的恐怖袭击事件；袭击者出于政治或宗教上的动机，对与之毫无关系的手无寸铁普通百姓、甚至是妇孺老人发动血腥袭击。这些袭击的滥杀与不确定性特征，往往会使袭击造成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受害者或袭击地区，而是激起整个群体或社会的紧张与恐惧。

恐怖主义与一般刑事犯罪的区别在于，后者一般没有政治、宗教或报复社会方面的动机，而是受个人情感或利益追求的驱使；更重要的是，一般形式暴力犯罪所针对的，往往是特定的人或物，比如与其有个人情感、利益上冲突的对象，而不会是随意选择的目标。但恐怖主义暴行，其动机往往都是政治性的，目标大多是与恐怖分子并无冲突的无辜平民。

潘志平：一般认为，恐怖主义由来已久，许多学者称恐怖主义源于terreur，将其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的“红色恐怖”，甚至从诸如暗杀之类“恐怖现象”追溯到古罗马的凯撒遇刺。但我始终认为：恐怖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公害。恐怖主义（terrorism）除了与法文词根（terror）上的联系，实在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大规模恐怖活动大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受到1970年代以来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民族分裂运动的极大推动，出现了从中东到中亚的极端势力、分裂势力与恐怖势力契合。从这一点看，并不存在单纯的恐怖主义，与它伴随的不是宗教极端，就是民族分裂，或者是三者合一的暴恐势力。直言之，当代横行的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源于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

如今在境内外兴风作浪的中亚及附近地区的恐怖主义，源起于苏联解体前后。1980年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方的诸多“圣战者”组织，应是这一地区的首批恐怖组织。苏联解体后，先是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尔后是“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和车臣分裂势力以及藏身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等为非作歹，形成阿富汗、费尔干纳、克什米尔等多座“火药桶”，彼此遥相呼应。“圣战者”、“伊斯兰复兴党”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可以说是宗教极端和恐怖组织；而车臣非法武装则是由民族分裂走向极端和恐怖。

我在2000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三股势力”在新疆周边地区形成恐怖的“双月带”：车臣—中亚—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两条月牙形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割的费尔干纳谷地。这种严峻态势至今仍在发展，对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也对与之毗邻的新疆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要高度警惕的是，破坏新疆稳定的“三种势力”已经与国际恐怖势力融为一体。“东突”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和目标的分裂主义。它源起于1930年代，在国外势力的推动下一度相当猖獗，1933年和1944年曾分别在喀什和伊犁建立过所谓的“东突国”。新中国成立后，“东突”头目伊敏、艾沙等亡命土耳其，失去中外势力的依托，“东突”分裂势力走向没落，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随着极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性民族分离运动的影响，“东突”势力死灰复燃，并愈燃愈烈。1990年4月，“东突”势力制造了攻打我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乡政府的暴恐案件。“巴仁乡事件”标志着“东突”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化和恐怖主义化，也就是和“东突”势力与车臣分裂势力一样成为分裂、极端和恐怖三位一体的邪恶势力。它的复活受到境外中亚地区“三股势力”鼓动，同时也得到西方敌对势力支持，并实际上成为西方敌对势力阴谋分裂中国的别动队。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标志着“东突”开始新的一轮猖狂进攻。当年，车臣分裂势力的恶性发展就曾将暴恐活动引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俄罗斯腹地。去年“10·28”天安门金水桥案件和今年昆明“3·1”案件，都显示“东突”势力正步车臣分裂势力后尘，且气焰十分嚣张。必须打掉“东突”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发出的坚定心声。正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的宣言：“东突”势力的逻辑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