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的终结，还是新博弈的序幕？（2）

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向欧洲”

有专家认为，波罗申科要求加入欧盟的愿望未必不够真诚，但是他打算单方面加快加入欧盟的步伐，却与实现目标相距甚远。

日前，乌克兰与欧盟已经签署关于“欧盟伙伴联系国”的“政治条款”。波罗申科提出，希望在6月27日之前与欧盟签署联系伙伴国的“经济条款”，稳住欧盟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持。犹如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所云：波罗申科发表的演说“非常亲欧盟，可能比欧盟国家准备好能接受的更多”；但是，“当波罗申科说出联系国协议是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一步时，我同我们的欧洲伙伴对此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这很清楚”。（注：法新社基辅6月7日电）

法比尤斯这里所说的大多数欧盟国家并不赞同乌克兰加入欧盟，首先是指德国和法国等“老欧洲”国家，他们不光担心乌克兰的加入会过多刺激俄罗斯，也更担心欧盟现在的内部问题堆积如山，而发展水平和治理状况远不乐观的乌克兰的加入，势必引发更多麻烦，并且会大大减弱欧盟的决策能力。相比之下，欧盟的新成员诸如波兰等国，与乌克兰互为邻国，贸易关系密切，如果乌克兰能够入盟，那么无异于波兰本身的市场和经济能力得到大大扩张。再加上美国对于波兰的特殊影响力，因此，力挺乌克兰入盟就自然成为波兰的国策。

但是，至少目前情况下，乌克兰入盟的问题还得由“老欧洲”的多数成员国来加以定夺。

就欧盟而言，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乌克兰大选之后的俄罗斯、欧盟与乌克兰的能源关系问题。虽然欧盟已经帮助乌克兰向俄罗斯支付了7.8亿美元的天然气欠款，这尚且只是整个欠款的一小部分。同时，连续四次三边能源对话，还远没有解决关键的天然气价格问题，第五次会谈迫在眉睫。在这一问题上，欧盟仍不得不更多承受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在地区事务上，无论是将于6月26日举行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六边会谈，还是6月初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经过国内大选的重新当选，显然在这样一些重要议程方面，欧盟还只能与俄罗斯打交道，完全还没有乌克兰可以参与的空间。

乌克兰危机以来，一个有所变化的趋势乃是欧盟国家对于“东部伙伴计划”的反思，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对于排他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所重新认识，而学界和舆论比官方立场更进一步，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法德两国的民意表现出对于乌克兰冲突的态度更为中立。

同样，纵观近十多年来乌克兰民意对于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三方的态度，也可见乌克兰在这一组三边关系中的确是难做决断。根据乌克兰智库Razumkov Center的民调资料，2002年时，愿意以欧盟作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民意比例是31.4%，愿意以美国为主要选择的比例为4%，愿意以俄罗斯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为31.6%；到了2012年11月，也即欧盟发动对乌克兰的“东部伙伴计划”的前夕，愿意以欧盟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上升为40.8%，愿意以美国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下降为1.2%，而愿意以俄罗斯为主要外交选择的比例依然高居35.5%。这说明经过十多年的沧桑变迁，除了对于美国的偏好有所减弱，对欧、对俄的民意偏好虽时有起伏之外，并没有改变乌克兰民意对于欧盟与俄罗斯态度的基本定势。

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若要单方面、大幅度、排他性地靠拢欧盟，即使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稳定可靠的战略选择。

乌克兰联邦制的僵局

最令人关注而又扑簌迷离的，乃是关于乌克兰联邦制的话题。

多年以来，联邦制的问题一直是乌克兰国内政治中的一个争议性话题，当下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武装分离状态，则又大大推进了联邦制付诸现实的可能性。而长期以来，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国内政体的联邦化寄予厚望，以期通过联邦制的安排，使得乌克兰国内高度分殊的地方利益，能够分别与东西两边相邻的俄罗斯与欧盟的市场同时接轨，使得俄罗斯不至于因为乌克兰的向西倾斜，而受到太多伤害。即使是2月22日政变上台的图尔奇诺夫和亚采纽克也没有完全拒绝联邦制的主张，也只是对此表示暂时搁置而已。

但是，6月7日波罗申科在总统就职演说时却明确表示，“乌克兰没有联邦制的土壤”，看来他是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无论是国内、还是俄罗斯的这一诉求。

如果按照曾经讨论过的乌克兰联邦制的要求，其一，国内地方长官需要进行直选，而不是中央政府或总统任命；其二，地方拥有一定程度的税收支配权力；其三，由各地方自行确立俄语是否作为第二语言；其四，在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方面，地方也拥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

按照俄罗斯专家先前的估计，对于乌克兰新政权来说，有理由来推进非中央集权制的联邦制改革。首先，是因为乌克兰需要真正对于地方权力进行事实上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对于一些关键地区的政治和财政监督。因为在这些关键性地区，大权已经落到了经济寡头、地方商业帝国集团的手中。2014年2月，当时已被任命为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州长、本人也是乌克兰巨富的科洛莫伊斯基，曾经提出了一个地方分权计划。他建议由乌克兰一批最富有的寡头分掌地方权力，比如由首富瑞纳特.艾哈迈托夫掌管顿涅茨克州，维克多•平丘克掌管扎坡罗什州，谢尔盖•塔鲁塔掌管卢甘斯克州，瓦季姆•诺文斯基掌管克里米亚自治州，诸如此类。这样一来，实际上每一个寡头便分别在这些具有工业优势的地方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封建领地”。这样一个局面一旦形成，任何政治财政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不可能的了，而只能是处于“新领主们”的掌控之下。因此，客观地说，需要有真正的联邦体制来对这样的“封建割据”趋势进行遏制。（亚力山大•卡拉瓦耶夫：“作为软性联邦制的乌克兰非中央集权化”，2014年5月30日，俄文版载于www.politcom.ru）

俄罗斯专家认为，作为总统的波罗申科本人也是乌克兰排行第七的富豪，不必实行联邦制，就已经在东西部地区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他除了掌管军队和强力部门，还可以通过克利奇科掌管首都。有人认为，与其通过实行联邦制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且听任地方出现不可控制的民选局面，还不如通过寡头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协调来实现政治平衡。所以，就当下而言，未必联邦制最能切合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考量。这就是为何波罗申科拒绝非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制改革的原因所在。（“A Federal Model for Ukraine”，《Moscow Time》the No, 5340. March 31, 2014, Page 11, Moscow）

对于乌克兰是否推行非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制改革，倒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提供了一个相当直率的评论。他在乌克兰政局最为动荡的4月13日，曾通过伊塔尔-塔斯社发表了一篇谈话。在他看来：“联邦制会毁掉乌克兰整个国家”。他说：“如果你想保留乌克兰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如果你想看到乌克兰作为一个内部统一的强大国家，那么我们就不该推进联邦制。因为联邦制会在将来分裂国家，会最终破坏乌克兰整个国家”。他说：“我甚至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坚决地反对联邦制，因为我主张单一制的统一的乌克兰。”在卢卡申科看来，没有什么比迫使乌克兰推行联邦制更危险的事了。他一再强调：“这无论对乌克兰、俄罗斯以及西方都极具危险。乌克兰人将永远不会走这一条路，永远也不！”（Ukraine’s federalization will split and destroy the Ukraine state--Lukashenko; ITAR-TASS Daily April 13, 2014, Moscow, Russia）

乌克兰联邦制问题上两派意见的僵局，非常可能成为引发未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冲突的一个新空间。

短暂间歇与长期抗争的波状态势会难以避免

直到乌克兰5月25日总统大选的前夕，俄罗斯方面还是干脆利落地表明了妥协与合作的愿望。不光是冲突态势久拖不决对于俄罗斯经济会有大碍，而且俄国的民意也日显疲惫。同时，正在摆脱金融危机过程中的欧美方面又何尝不是急于找台阶而下，免受拖累。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现任主席的菲奥多•卢基扬诺夫在乌克兰大选一周之后，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以下意见：

第一，5月25日的大选为未来的政治对话作了重要铺设，虽然合法性还有问题，但俄罗斯愿意接受。第二，这场独立广场运动以原先政治系统的崩溃，以及领土的丢失为代价，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政治领袖，也没有出现任何政治精英。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颠覆，但原先的寡头却照样存活。第三，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不能够被轻视的，基辅必须寻找合适的方式与之对话，并重组他们的权力与利益。第四，目前的基辅和顿涅茨克都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波罗申科需要与过渡政府划清界限，停止 “反恐斗争”；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分裂口号也无法维持更久。第五，乌克兰的选民，在失去150万克里米亚选民之后，依然面向西方，这是俄罗斯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如果乌克兰政治系统重蹈覆辙，则必定动乱不已。第六，俄罗斯显然并不准备对东部地区的局势承担道义和物质责任；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东部地区的造反难以持久。第七，乌克兰的外部必须是有保障的中立化，同时东南部有必要转化成建设性的亲俄力量，成为在乌克兰政治结构中有影响力的角色。第八，在所有相关方的参与之下，推进乌克兰内部的非中央集权化，没有俄罗斯与欧盟的合作，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因此俄罗斯要成为相关协议中的主要一方。第九，按照1995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丹顿协议”解决乌克兰国内政治构架。第十，莫斯科应当向欧美提供认真研究过的方案，西方也应该相应地接受妥协、实行和解。

从卢基扬诺夫的短文一向被视为是官方立场诠释者的经验角度，大体上，可以认为：前述的俄罗斯军方立场乃是对于最坏方案的应对底线，而卢基扬诺夫的观点则是一个富于建设性的妥协方案。俄罗斯的官方立场基本上会在上述区间的两端之间摆动。

关键还在于美国的态度。

从奥巴马西点军校的演讲看来，美国要当100年的世界领袖，但更多地是怂恿盟国上前线打斗；美国大大提高了军事干预的门槛，但是会保留单边动武的最后权力；美国动武的标准是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受到威胁，但是却又把国际法作为实施外交的基础。乌克兰事件就成为奥巴马上述互相矛盾的外交原则的试验地。

一个不太美妙的征兆是，美国外交不但继续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牵制，而且急于表明强硬立场的奥巴马，还是非常有可能重新卷入乌克兰危机的漩涡。从最近以来美国访问波兰、力挺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给予乌克兰坚决支持的姿态来看，显然，这一切都大大地提高了冲突过程的风险程度。

笔者的判断是，短时期缓解和长时间抗争这两种趋势的互相交替，有可能是新一阶段乌克兰事件的基本面貌。但愿理智能克服盲动，而智慧能超越迄今仍存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