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高考舞弊暴露什么问题?

央视曝光河南高考有人组织替考。组织替考者自称，他们花钱可在监考各个环节获得通融，打点一个考场起步7万元。一名组织替考者还自称是华中科技大学教师。暗访视频中，监考老师发现破绽也没有阻拦，枪手们顺利完成了替考，记者已向警方报案。(6月17日央视)

规模化的高考替考为何如此难发现?

从招募枪手到遴选枪手，从安排家长与替考者见面到打通考场内的各个“验身”环节，组织者安排得有条不紊、各环节衔接得严丝合缝。那些为改变命运、十年寒窗的高考学子们不会想到，七万块钱可以搞定一个考场、“史上最严”的技术检测可以被轻易破关，有些人坐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地将他们挤出高考录取名单。

敢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高考舞弊，替考链条的每个环节恐怕都有树大根深的背景。几个报道中的细节就展示了这一点，一是组织者自称是华中科技大学教师，并堂而皇之地将枪手“选拔考试”安排在了该校的教室里;二是在高考当天，一位贴错“指纹膜”的枪手已经引起了指纹验证机的报警，监考教师还是让她顺利地进入了考场;三是组织者自称，这种替考已经组织了三年，“没出过事”，而其步骤安排的熟练性也侧证了这一点。果如此，至少在河南出事的这几个县城，高考替考已经是半公开的事情，是“阳光下的阴谋”。

其实，正是因为规模化、链条化，替考舞弊反而难以发现。近几年，高考的严格化有目共睹，几乎每年都有“史上最严”的新闻报道，其把关的环节更加频繁，分工安排更加缜密，对舞弊尤其是替考者来说，每一个环节应对不当都可能暴露。2008年的甘肃天水移民替考案，就是因为一位监考教师的发现而曝光的，这对舞弊者而言称得上重大教训。两相对比，就会发现“高考进场查验身份的每一个流程都安排妥当”“在监考的各个环节获得通融”的河南替考案更为棋高一着，因为将参与群体和获益群体扩大，反而更难以被发现。

央视镜头曝光、河南招办回应的顺序，也证明了“难以发现”这一点，同样表明了替考组织者“三年没出过事”的原因。主管部门看不见而镜头一扫就能发现的事情，与其说是因为隐蔽，还不如说是已经正常化、半公开化。这一方面展现了规模化舞弊瞒天过海的能力，一方面也暴露了地方主管部门对偏远地区高考流程的控制水平。

只要有考试，监管者和作弊者就在进行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角力。近年来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高考日益严格、高考作弊手段就日益严密;高考防泄题、防作弊、防替考的流程越加严谨，高考作弊就越有规模化、组织化趋势。换个角度说，今天要在高考中成功舞弊，已经必须集团化运作、必须将更多的监管者变成同谋者、必须由更高的权力层级来操纵，就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河南的替考案已经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了这些特征。

据悉，教育部已派工作组赶赴河南省、湖北省指导督办调查，并请公安部指导有关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个已经有集团化特征的替考事件，肯定在各个环节都有“内部人”照应，甚至可能得到当地更高权力者的默许。公众想看得到的结果不仅仅是严惩组织者、处罚替考者，更希望把这个利益链连根拔起，以儆效尤。(光明网)

高考舞弊不是技术问题

以钱开路、权钱交易、集团化作案，这是近年来高考舞弊事件的普遍特征;舞弊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既包括家长、考生，也包括学校、监考老师、相关职能部门，甚至还有专门组织舞弊的中介。倘若此番央视曝光属实，显然又是一起集体舞弊事件。

在舞弊手段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替考无疑是非常原始落后的舞弊方式，然而替考仍然屡试不爽，这再次证明：高考作弊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如何防止考试管理者和监考人员腐败，远远要比防止高科技作弊更加重要。

这些年来，凡是有高考舞弊案曝光，“替考”一词几乎必然出现：陕西洋县替考事件，河南郸城县替考事件，云南宣威替考事件等。在这个决定命运的中国第一大考中，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通过这条“捷径”走向“成功”而没被挖出来，也不知道，又有多少莘莘学子正是被这样的歪风无情地刮落到独木桥下。

这些年来，各地每每花费不菲成本来装备考场，一些高科技防作弊产品纷纷投入使用——指纹验证机、电子信号屏蔽器、手柄式金属检测器、电子监控录像系统、语音颠簸探测器，诸如此类，貌似严密得不能再严密。

讽刺的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替考舞弊，竟然屡屡能够顺利通过高科技的检验。如果说在“技术含量”的较量上，尚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什么在“去技术含量化”的较量上，替考舞弊者却能屡试不爽?防止高考舞弊，最重要的恐怕不是装备高科技产品，而是强化对相关部门和人员舞弊的防范和查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高考舞弊的各个环节中，包括考生、家长、枪手、学校和主管部门等在内，似乎对于高考舞弊形成了一致的默契纵容。在追求所谓“成功”的过程中，为一己之私不择手段，无视诚信和公平轻易越过底线，这样的价值取向扭曲，恐怕也是高考舞弊不绝踪迹的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