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讲清楚”与“发扬好” （2）

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中国可谓个中翘楚。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的契合是分不开的

当一个社会在精神上保有独立性的时候，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了。远而言之，不会屈服于他者的压迫奴役，一定要争独立求解放，这就是170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抗争；近而言之，不会甘于照抄照搬他人的做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60余年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

关于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是国情和历史使然，这诚然是事实也很重要，但还不够，真正要讲全面就还要讲“独特的文化传统”。

百余年来世界上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国家并不少，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中国可谓个中翘楚。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的契合乃至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融汇是分不开的。

在中华文化的思维中，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像同心圆一圈圈向外扩展，“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个体不是在与国家社会的张力中凸显自我，而是在融入家国天下中找到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化精神，就很自然地成为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所有制层面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属性所亲和适宜的文化土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路径中看得很清楚：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剥削事实所放大之后，自然会对私有制有天然的不感冒，而对公有制产生些许希冀，对共同富裕更有种本能的亲近感。再比如，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一模式的认可同样有着一种文化心理的延续。既然我们相信“满街都是圣人”，相信圣人与君子可以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什么不可以对坚持先进信仰集聚优秀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以相应的期待？更进一步看，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威胁论”是无稽之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一次讲话讲到了根底上：“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所以，从一个侧面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社会，而是中华文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西方社会的一些人老跟我们矫情，说什么你中国总说不走西方的道路，不照搬西方的观念，其实你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你们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不都是从西方拿来的嘛！这种说法看似很有事实依据不好反驳，其实不然。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名称上在社会主义前加了“中国特色”四个字，也不仅仅是实践层面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简单焊接在一块的“拉郎配”；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国话”然后照本宣科，不仅仅是郑人买履式的拿马克思主义本本来套中国的问题，而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在中华文化渗润滋养中“化”出来的全新理论与全新实践。

当然，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马克思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而是说当通过政治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中华文化的沃土可以、也确实让它们茁壮成长了，并且成长为站在巨人肩上的全新创造，成为了中华文化中的新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只有500年的历史，但习近平总书记却讲“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深意所在。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溯5000年，让它不仅成为一条政治发展道路，还是一条文明发展道路，实赖于中华文化的“化育”之功。

没有中华文化的随时维新，老祖宗的精神独立性挽救不了不肖子孙的坐吃山空。要在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

当下中国有两个概念同时在使用，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中华文化。很多人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不做区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过去完成时，尽管我们可以不断对之做出新的理解与阐释，但其内涵毕竟是既定的；而中华文化则是涵盖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动态概念，不仅包括过去5000年文化的灿烂，也意指今日中国文化的繁荣，更要求未来中国文化的辉煌与复兴。

没有中华文化的随时维新，老祖宗的精神独立性挽救不了不肖子孙的坐吃山空。就算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原原本本不打折扣地全部接受下来，昨日的旧船票也登不上今日的客船，毕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复古。所以对于今日中国社会，不仅要讲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传承下来，更要大讲特讲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让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赶上时代、引领未来，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不要停留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体文化内容的简单重复，而要重视文化精神的阐幽发微。具体的文化内容再“抽象继承”也会留有过去时代和原来社会形态的印记，过分解读容易有牵强附会之感，对现实社会作用有限。应该回望甲骨文但是不能钻进故纸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国学热”不断，但难成大气候、难有大作为，原因也在于此。而文化精神则以其超越性，让时代包容性、适应性倍增了好几个数量级，更易于与新的时代、新的使命无障碍对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已经是我们突出的优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还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理所在。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还要善于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现代西方的文明成果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拿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精神独立性不是固步自封，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变成我们的养料，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让我们更独立、更强壮。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我们把印度文明中的佛教“化”为了中国佛教，我们把西方文明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化”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格，还有什么样的文明成果不能在中华文化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歇斯底里地拒斥外来文明成果本身就是精神独立性缺失，虚弱不自信的表现。

当然，这个“化”是有讲究的。守不住主心骨，没有好办法，很有可能在“化人”的过程中被“人化”。比如，这些年来我们开始重视中华文化的“走出去”。怎么样走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怕人家听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于是便想用人家的话语、人家的概念来讲中国故事。听起来似乎是很聪明的办法，其实隐患很大。别人的话语、概念背后是别人的文化思维方式。就好比前些年一部电影《功夫熊猫》，“功夫”是中国的，“熊猫”也是中国的，甚至电影里的所有文化元素都是中国的，可“功夫熊猫”却不是中国的，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是地地道道好莱坞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固守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只是提醒从事外宣的同志们，寻找一种既能反映中华文化真精神又能为西方世界所明白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

那么，如何做到“化人为我”而不是“我为人化”？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人是要吃猪肉的，但是通过把猪肉消化为人的肌肉来强身健体，而不是让人变成猪。这既是实现中华文化“现在进行时”的底线思维，又是实现中华文化“现在进行时”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