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阶段全面治理交通拥堵“城市病”

北京市第6期区县局级领导干部研修班 王立  

交通拥堵是城市发展中普遍面临的“城市病”。自1984年第一次出现严重拥堵后，北京交通问题逐步凸显。本市采取了一系列加大交通供给和加强需求管理的措施，有效延缓了拥堵加剧势头。但交通拥堵“城市病”绝不是“疾在腠理”，而是已“深入骨髓”，总体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交通拥堵问题已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出行问题。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既深刻指出了“功能太多”这一问题根源，又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开出了治理“城市病”的良方。针对交通拥堵“症状”和“病因”，应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指导，并充分借鉴世界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按照近、中、远三个阶段开展系统治理。

第一步“消肿止痛”。根治交通拥堵，绝非一日之功，但决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积极主动作为，确保到2015年以前基本遏制拥堵加剧势头，为根治手术奠定坚实基础。一是“镇痛”，重点加强维护疏导。通过高峰交通勤务、应急交通勤务等警务创新机制，优先保障群众高峰时段出行及紧急就医、求助等基本通行需求，最大限度赢得社会理解支持，努力让群众做到路堵、心不堵。二是“溶栓”，重点优化交通组织。依托缓堵三级会商机制，对断头路、瓶颈路、施工道路等城市血脉栓塞，分别采取疏堵工程改造、调整信号配时、开通潮汐车道、实施单行单停、严查违规施工等措施，疏通拥堵节点，畅通“毛细血管”，提升路网通行能力。三是“消炎”，重点强化严格执法。以生态文明和城市环境建设为契机，对电动（燃油）三轮车、货车渣土车、机动车乱停车、自行车步道等突出“炎症”，组织开展集中攻坚，特别是强化源头治理，采取“禁、限、管、罚、扣、拘”等手段，带动群众遵法守法，实现以有序保安全、促畅通。四是“活血”，重点在加强需求管理。通过提高车辆使用税，征收排污费、拥堵费等价格杠杆以及科学的交通预测预报，辅之削减占路停车位、提高占道停车收费标准等静态交通管理措施，控制机动车过度使用，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行效率。

第二步“刮骨疗毒”。北京目前的城市结构，与“宜居”相去甚远。面对“病入骨髓”的身躯，必须实施“刮骨疗毒”，确保到2020年左右交通拥堵有效缓解。“瘦身”，突出功能疏解。对建材家居、商品批发等不属于首都核心功能的一般性产业，尽快组织外迁，并鼓励大型国企、高等院校、医疗机构等优势资源建立分部、迁址办公，带动功能和人口向周边省市迁移。“刮骨”，突出布局调整。在中心区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红线，同步实施功能布局优化调整，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实现产业向郊区转移，解决城市中心集聚问题。“通脉”，突出交通发展。以轨道交通作为突破口，加快城市交通建设，形成涵盖点、线、面的运输体系，并完善接驳换乘系统，推动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机动车、自行车紧密衔接，力争使不同交通工具换乘距离控制在合理步行范围内。“益脑”，突出智慧建设。充分运用电子车牌、物联网等新技术，掌握车辆运行轨迹，同时利用首都科研院校、科技人才富集的优势，加强交通科技创新，构建“大数据”应用体系，加强交通信息多维数据关联分析，为居民出行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第三步“固本培元”。治理，既要“治”，更要“理”，以政策、法律、制度等方式巩固成效、调理生息，确保到2030年左右全面实现交通运行有序顺畅。一要“固本”，即固化疏解效果。建立完善城市服务保障体系，满足市民生产生活需要，遏制一般性产业滋生土壤。坚持“适度超前”理念，科学规划城市布局，注重分散城市功能；提倡短时交通，鼓励近业择居，实现居住、就业、医疗一体化，尽量避免“职住分离”、“跨区择校”。二要“培元”，即培养规则意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从幼儿园开始设立教育课程，传播文明理念，普及法律知识，并运用道德、文化等传统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信仰规则、尊重规则、敬畏规则的法治文化。三要“强心”，即强化交通立法。探索建立具有首都特色的法规体系，将交通政策、规划、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权利义务等纳入立法，并完善处罚规则，提高违法成本，促进交通建设发展。四要“健脾”，即健全管理体制。改革体制机制，实现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形成与国家首都和现代化大都市功能相匹配的管理模式。

治理交通拥堵，是推进城市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智慧与现实的较量。只有拿出勇气、智慧和韧性，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聚合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才能早日根治交通拥堵，建成和谐宜居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