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的经济发展红利

近日，中共中央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作为近期改革的主要任务公之于众，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措施。

可以说，这是多年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表述最全面、指向最明确的一次。那么，这一举措，是不是意味着离《政府工作报告（2014）》提出的“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的愿景，更近一步了呢？如果仔细梳理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脉络，不难发现，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体现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还展示出增长方式转变和民众福利改进的历史脚步。

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由之路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既是人口流动的管理政策，也是产生不均等公共服务的根源。长期以来，城市居民较之农村居民可以享有相对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更容易获得良好就业、晋升机会和卫生、健康保障。

这些与社会福利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不均衡分布，确有客观原因：一是我国城市人口聚集度高，具有规模化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条件；二是经济发展阶段与各地可支配财力等制约，造成了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还清历史欠账，真正实现无差别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教育资源为例，相对于农村，我国大中城市的中小学绝对数量、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师生比等指标，数倍于相邻农村地区。即使在大中城市的周边区县，基础教育质量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思路：第一是直接通过财政补贴，提高教育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第二是实现区域间的教育资源再配置，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规模化，重点解决已经进城的农村居民子女的入学入托问题。此两条路径实现的前提，就是要破除现行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分治，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深化户籍改革将是一项长期的、差异化的系统工程。从客观上看，我国排名世界第二的GDP总水平和超过13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总规模，能够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其背后，亟待实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力保障。

但也应看到，与国防、外交等公共产品不同，我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具有极强的地域特征和个体差异。各大中城市需要解决的户籍人口问题，以及所需的财政资金规模及本地财政状况，也都存在显著不同。根据张力和吴开亚两位学者的测算，折算货币价值的基本公共服务年度均值：排名第一的北京市为28769元/户口，排名最末的是西宁市5413元/户口。北京、深圳、上海、天津、杭州、苏州、宁波、哈尔滨和南京，这9个城市每个户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年度均值过万元，全国平均值则为8848.67元/户口，中位数值为7077元/户口。如此情况下的户籍制度改革，很可能不是给农村居民签发城市户籍证就完事，而是要依据各地的落户成本、可支配财力状况、及城市基础设施乃至环境承载能力，科学测算并系统规划户籍制度改革的差异化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