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 （2）

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今天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制度本应保障扬善抑恶，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使得人人自保。

所以，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要从制度入手。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制度。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样的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好的制度会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则会使得伪君子和真小人当道。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上海十万民众自发去火灾现场献花哀悼遇难者。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那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活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更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