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的成本是对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投资（2）

户籍改革的成本是对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投资

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虽然稳定居住和稳定工作，却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其存在着的制度排斥和社会排斥，以及非农化以后的农村迁移人口市民化的困难，仍然在于以户口身份为依托的差别性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实际上，本地的农村人口在城镇中稳定居住和工作，也难以获得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和福利支持，这也是由于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供给也是捆绑在非农业户口的户籍身份上。推动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改革要求逐步实现迁移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然而，一个经常被强调的户籍改革困难是，如果给外来流动人口提供户籍和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曾经估计了户籍改革的成本，判断从数万亿元到数十万亿元不等。对于“成本”的担心也使得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户籍改革具有畏难情绪。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更高而具有更高的改革成本，使得这些城市对于户籍改革面临更大的压力。实际上，迁移流动人口对城镇化过程的贡献总是大于其在社会再分配中带来的所谓成本，而户籍改革的所谓成本也是对城市未来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投资。通过加快城市的户籍改革，逐步加快以居住地为依托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够支持和引导人口的迁移流动，推动实现市民化，提高城市所有居民的福利，并更好地支撑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发展。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既是户籍改革滞后的后果，又限制了户籍改革的推进。移民对城市作出巨大贡献不仅没能得到必要的社会再分配，而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的人力资本转移和土地利益转移则扩大了城乡和地区差距，并可能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和权利。这也要求通过进一步的财政平衡和实现均等化公共服务，为推动户籍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冲破阻碍人们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并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桎梏，这就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明确的方向。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兼顾的因素多、统筹推进的难度大。要完成户籍改革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城镇化客观规律的户籍管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