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强国目标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的深刻思考

自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来，国际国内社会不论政治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都持续不断。政治上，不断有争论、有诘难，甚至有人反对，一些国际国内人士把它看成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绊脚石”，他们出于政治目的，指责这四条基本原则是“妨碍中国与西方社会交往的障碍”，因而试图否定它，推倒它；学术上，也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邓小平强调这些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的是精神污染，是当时特殊时代和条件下的产物，因而想当然地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历史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的逐步推进，这些原则已经过时，坚持这些原则“显得过左”。笔者认为，在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理清这一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四项基本原则事关强国目标的实现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同时也拉开了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启动改革开放，是为了把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经偏离了的路线拨正过来，引导全国人民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国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要达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中一些重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解放思想，走什么样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原则立场，坚守什么样的根本前提，等等。在这方面，认清形势和统一思想极为重要。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便决定就一些重大问题召开一次全党范围的理论工作会议，研讨一些“务虚”的问题。在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受党中央的委托”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 (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没有单独注明出处的，均出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8—184页)，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对思想理论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也是指导改革开放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一篇纲领性文献。这篇讲话实际上是从如何正确处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道路与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前提的关系问题角度阐述问题的。从今天的视角看，我们对这篇讲话所阐明的正确道路与基本原则的逻辑关系，会理解得更透彻。

邓小平在讲话中表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基本态度：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必须沿着正确的轨道，“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要警惕“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这就是说，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遵循什么样的思想和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中国摆脱十年“文革”的混乱局面后，全党上下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应该是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但是，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绝不是要模糊矛盾甚至放弃原则。所以，他同时强调指出，安定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这些原则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也就是我们的底线。

仔细品读邓小平这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可以体会到其中透出的几个重要关联：

（一）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与我国社会发展宏大战略和强国目标紧密关联。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既是我们自己的事，也会吸引国际社会各方的关注，这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提到了走出“文革”困境的中国所确定的强国目标：“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但他特别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只有在四项基本原则下建设现代化国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希望，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邓小平在谈到强国目标时，往往是结合基本原则问题来谈的。可以说，将强国目标与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考虑，是邓小平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二）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与政治思想上存在的偏向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峻形势有着重大关联。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后，如何统一各方面思想认识，凝聚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至关重要。邓小平认为，首先必须解决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倾向或偏向。一方面，当时党内和社会上还存在怀疑甚至违反、攻击这些长期坚持的原则的倾向和思潮；另一方面，党内存在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支持的现象，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而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这些都是妨碍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邓小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峻形势，以至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在新形势下坚持和进一步论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重大的理论任务。

（三）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与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紧密关联。自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既是共产党人理想追求的延伸，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左”的和右的重重干扰，以及来自外部敌对势力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各种破坏。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道路的时候，又一次面临着道路问题的拷问。在这个关节点上，的确有一些人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也有一些人别有用心，总是试图把中国拉到歪路、邪路上去。对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历来旗帜鲜明地表态。1987年3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一番话，最能表明其态度和立场，他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还特别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这就清楚地告诉世人，历史已经证明，当代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唯一路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从邓小平每次表述这条道路的内涵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走的道路，核心是“社会主义”，特点是“中国特色”。与此相应的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才能走好我们自主选择的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表述的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关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强国目标、思想政治态度和道路选择。这些基本原则，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前提，具有极端重要性。凡遇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和实践探索的重要环节，邓小平都明确强调，“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允许有丝毫动摇，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