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中的实业强国主张

郑观应（1842—1921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在应童子试未中后，奉父命前往上海经商。他白天在洋行任职，晚上则到英华书馆学习英语，由此开始接触了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经过十几年商业实践的熏陶历练，他对洋务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中国传统义利观和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下，郑观应逐渐形成实业强国的观点，这也成为其1894年完成的代表作《盛世危言》的中心思想之一。

（一）

在1880年刊行的《易言》一书中，郑观应主张采用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作，鼓励民间投资开办实业。《盛世危言》更是明确主张发展工商实业，以为“富国强兵”之法。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从当时情形和语境出发，认为中国虽处“盛世”，但已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扶大厦于将倾，力挽狂澜，延盛世之局？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主张不同，他主张在学习西方的“器物”之余，还应该探寻西方的富强之根——经济制度的改良，振兴工商实业以求富国。郑观应把工商实业发展视为“纲领”之要。与同时代其他人不同，他把“工业”称为“技艺制造”，没有刻意把“工业”一词与传统工艺技巧强加区分。他认为，如果制造业发达，则必带动经济发展和军备的改良，以此御国退敌。因此，要想富国强兵，不应仅引进外国的器械、枪炮而更应治本。治本之源，在于工业，亦即所谓“制造”。他说：“制造一事为通商练兵之纲领。”对于发展商业的重要性，郑观应更直言道，“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因此他提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以此达振衰起敝、兴利除弊、富国强兵之效。郑观应言行合一，身体力行，他先后投资参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多家洋务企业，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工商实业发展的躬行实践者。

（二）

郑观应认为，商贾虽为四民之末，但实握四民之纲，工商业齐头并进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谓“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工业不发达，机器制造颇为落后，以致附属于工业的商业也不能兴盛。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将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归于三点：一是科举取士重在文章，这导致能工巧匠不受重视；二是世人视艺学商贾为末务，视外邦器物为奇技淫巧，故使本国精妙技艺失传；三是工商业教育的缺失，传统教育忽略商学和制造技艺的传承，使中国工艺古籍散佚。因此，应该自上而下改变重本抑末的社会风气，培养工商业人才。培养人才，不仅要向外“拿来”还要向内发掘。对于清廷重金聘请洋技师、购买船炮的做法，郑观应认为，与其依赖洋人技工不如培养本国人才。他说：“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要想振兴工业，必先涵养科学创新之精神，培养能工巧匠；欲本国有精通格致学问之人，则必先设立机器制造学院。商以工为本，二者皆依赖科学精神的养成与弘扬。因此，郑观应多次大声疾呼政府应加强对工商业教育的重视，培养本国具有科学精神的技术人才，并涵养社会重视工业的风气。

（三）

为破解内忧外患之危局，郑观应提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进而提出——“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以纺织业为例，倡导“洋布自织”。晚清时期，洋纱销路日广，土布运售日艰，影响国计民生。究其原因乃洋货是机器大工业生产，物美价廉；土布为家庭手工业手织，生产效率低，质量不如机织。郑观应以此说明在中国自主发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主张在通商大埠设织造局。他本人投身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机器，自织洋布，希望通过与洋商争利而实现国家的富强。此外，他还积极推动全国电报系统的建设，架设津沪电线，发挥“商战”或军事情报之用。

实业强国，单靠商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需要国家出面进行组织。郑观应屡次“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他据实指出，洋货因“协定关税”享受低关税甚至部分商品免税的特权，而本土货物则需缴纳厘金，使中国商人因商品价高在本土竟无法与洋商竞争，关税失去了保护民族产业的作用。因此，应取西方之法设立商部，以沟通官商，制定商律，改革税制，维护商人权利。此外，郑观应还主张仿照西方设置专利注册和保护书籍著作版权，对新奇异才之机器制造，或博闻强记的著书立说，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发明，政府都应给予匾额褒奖，以示鼓励。他说：“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他以日本学习西法兴商务而致富强为例，认为“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我国若能习商战，必能致富强，“国既富矣，兵奚不强？”唯此可使外邦讲信修睦，不敢轻发端难，达到以“商战”御国的目的。

近代中国，腐朽的封建王朝难以抵挡“大变局”的狂澜，地主阶级“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也以甲午海战失败而宣告破产。在此危局下，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工商界先进分子力求从实业中找到一条强国御敌的新路，为求在乱世中富国，将变革的眼光聚焦于国家工商业制度的改良上，寄希望通过中西互动交流，以和平的“商战”代替血与火的“兵战”。然而，在列强环伺蚕食、晚清政府左支右绌的时代境遇中，郑观应的多数观点并不具备实施的客观条件。但《盛世危言》作为一本新学读物，其变革求新的理念，符合并一度引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枢金匮”。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改良走向革命的时代旋律中，郑观应希冀的实业强国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空谷足音，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