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1949~2012年）（2）

二、农业转型：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全面转型

1982年世界银行发表《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与经济发展》，当时世界农业正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农业能否为持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15］当时中国同样也面临这个重大挑战。

1979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指出，中国农业长期落后，尽管在粉碎“四人帮”后有所发展，但还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粮食总产量虽然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57年。许多地方的农民口粮不足，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1978年中国进口农产品占进口总额的1/5。［16］解决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合理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避免社会动荡已成为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与前几次政策调整不同，此次中国领导人以务实的态度，首先在农业经营方式上进行了改革。正如中共十二大报告总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着重克服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从而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17］其次是肯定了农民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自1982年始，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五个一号文件，肯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改革。1980年有14%的生产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1981年提高到45%，1982年进一步提高到80%，到1984年已达到了90%。［18］

1992年，江泽民首次提出中国的“三农”问题。他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19］20世纪90年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除进一步发展农业之外，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 ，还没有根本触及和打破城乡壁垒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农业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非农产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上升，“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充分反映了中国农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中国农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又连续十年下发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施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业的方针；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努力开拓多种渠道转移农民城镇就业；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建立健全和落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市民；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

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中国农业转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以“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为主题的农业制度变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农业政策调整。为把更多的人从农业和土地中解放出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问题：第一，取消农业税，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经过农业税费改革试点后，2006年在全国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600年的按地亩向农民征税的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第二，实行农业生产补贴，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农业生产补贴包括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实行粮油、生猪等生产大县财政奖励补助。第三，全面放开粮食购销，迈出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决定性步伐。2004年决定全部放开粮食购销，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第四，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积极性。2003年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2008年这项改革推向全国。第五，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民后顾之忧。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七，清理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公平对待农民工。［20］

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由农村为主的国家向正在城市化的国家转型，农村向城市、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型，并出现了大规模加快转型的趋势。1978~2012年间，农村劳动力由70.5%下降到33.6%；农业占GDP比重由28.2%下降到10.1%；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同时，农业的生产率持续提高，1978~2012年间，人均农业劳动力粮食产量由1076公斤人提高到2129公斤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1978~2012年间，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39.3%（见表2）。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标志就是粮食单产的快速提高。在近2000年历史中，中国粮食单产提高了70%；而在1949~1978年间单位播种面积产量提高了145%；在1978~2010年间单位播种面积产量提高了96.7%，中国的土地生产率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远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粮食单产不但远远高于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大国，与美国的水平也不断接近，2011年美国粮食单产只是中国的1.19倍。 粮食单产的不断提高使中国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中国农业转型也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1952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3.5%，比英国、美国1820年的水平还要高，而且也远高于1870年时日本的水平；1973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78.7%，仍然高于日本1870年的水平；1992年，下降到58.5%，仍高于美国1870年的水平；2012年下降到33.6%，仍高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 这反映出中国的农业转型既是后来者，也是工业化的“长征者”，需要花上百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完成从农业大国转变为现代化强国。

农业转型过程是农业与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直到农业与非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出现缩小的趋势时，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

中国农业劳动力充裕，耕地资源稀缺，因此，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一直低于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1970年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是增长率相当快，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到2011年已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但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按农业增加值计算，2000年美元价格）还是远低于美国、俄罗斯、巴西等大国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要比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大得多。这一方面有资源限制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还具有很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以实现资金、技术等现代要素对于劳动力的替代。

实际上，农业现代化就是不断强化现代农业要素的投入，使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并占据支配地位，普及应用至整个农业生产部门。在不增加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进而提高农业总产出。这是现代生产要素替代自然要素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要素在中国大规模应用，突出表现为：发生了以节地、节时、节水为目标的白色（塑料）革命，到2008年农用塑料使用量达到200.7万吨，2011年达到了229.5万吨（见表3）。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7倍之多。2012年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水稻收割机和玉米联合收割机数量分别为490万台、510万台和230万台。小麦、水稻和玉米机械化播种与收割率提高了55%。［21］机耕、机播、机收比重不断提高，到2009年机耕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达到66.0%（见表3）。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农业产出增加的主要因素。2012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4.5%，与农业改革初期的27%相比翻了一倍。［21］

与此同时，化肥、农药等现代要素的过度投入也带来了农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的化肥施用量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国际公认为225千克每公顷）的1.93倍，同时，中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到了40%，另外，还有60%~70%的农药残留在土壤中。［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