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为什么需要《旧制度与大革命》（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阶段。在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的约30年时间里，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较之前一时期有了某些不容否认的进步。

毋庸讳言，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曾处于“起步晚、底子薄、遗产少、基础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前会长陈崇武教授语）的状况。而这一状况又必然导致在某些特定的阶段内实行史学上的“拿来主义”，即大量借用外国历史著作。事实上，如果说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多因袭欧美，那么在1949年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则又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由于苏联史学界有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传统，并且成绩显著，这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也极为重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而且还热衷于翻译出版苏联学者著述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种译著，一是曼弗列德的《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二是卢金的《罗伯斯比尔》。此外，还有根据苏联学者选本，从俄文转译的罗伯斯比尔的23篇演讲，以《革命法制和审判》为题结集出版。简而言之，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把法国革命视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最民主、最彻底的典型，是历史上的进步现象。

在热衷于翻译苏联学者的相关论著的同时，此期的中国学界也翻译出版了若干出自法、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手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的《法国革命（1789～1799）》、英国历史学家乔治·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法国革命（1789～1799）》是索布尔的早期著作，中文版系根据1951年原著第二版译出（初版1948年）。值得一提的是，中译本在附录中收入了一篇索布尔发表在法国《思想》杂志1954年1、2月号上的重要论文《法国革命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其中的一些观点对这一时期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影响颇大。《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的作者乔治·鲁德和阿尔贝·索布尔一样，曾师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名家乔治·勒费弗尔。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历次群众运动所做的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读者对法国革命史的了解，而且还在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者深有启发。此外，这一时期在译介国外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方面还极为值得一提的有，商务印书馆在1977年出版的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此书法文版出版于1824年，是法国著名大革命史研究专家米涅的成名作，其所叙的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1814年拿破仑的失败。在这部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的力作中，米涅强调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并用各种社会阶级的不同利益的冲突来说明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认为恐怖统治与拿破仑专政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有关部门出版此书的中译本不仅是因为原著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与地位，更多地是为了有助于在中国探讨阶级斗争理论。

相形之下，这一阶段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屈指可数，仅有王荣堂的《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曹绍廉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除了一些小册子和论文外，系统介绍法国革命的知识性读物只有大、中学的外国史教科书。但是，这些大、中学外国史教科书中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内容大多吸收外国教材或著作。而且，如果说其在1949年之前基本上取材英美著作的话，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则主要取材苏联著作。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在中学历史课本还是大学历史课程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富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时期每年的高考，均会出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试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不仅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而且，历史学家的思考和写作，往往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特别是经常会受到“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与提高，导致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长期处于研究领域狭窄、研究课题陈旧、研究层次偏低、研究手段落后、研究信息闭塞的状态。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一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成为政治需要，甚至沦为服务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形象或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