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为什么需要《旧制度与大革命》（3）

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进展与热点

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开放，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热点纷呈，佳作迭出。

具体而言，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包括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很快就初步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前景。翌年8月，中国成立了专门研究法国历史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它的成立为有志于大革命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有利于深化、拓展中国的相关研究。例如，因1979年恰逢1789年大革命190周年，该研究会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就以纪念大革命为中心议题，研究会的会刊——《法国史通讯》还为此编发了法国革命史专辑，以后又陆续刊载研究法国革命的论文与译文。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复旦大学也在同年3月18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法国、瑞士、英国、苏联、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它的历史启示、当代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趋向等问题。

此外，从1978年起中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招收研究生的工作，由此，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了专门学习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生；一些以世界近代史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亦把法国大革命作为重要的课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加强，而且，既“请进来”（请著名的外国学者前来讲学，其中包括索布尔·伏维尔·孚雷和林·亨特等），更“走出去”（派遣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到法国等国家研习法国大革命史，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当然，除了上述值得关注的事件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以下变化或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它不再接受来自‘上面’的‘订货’，也不同眼前的需要直接‘挂钩’；它力图摆脱教条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影响，通过独立研究，认识和理解法国革命时期主要人物、事件和18世纪末法国的独特现象。它不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尽管翻译仍占重要的地位），而是提倡创造性的研究、探讨和思考。”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和著译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潮，而这是与学界反思当代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攻坚克难关键阶段的特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毋庸讳言，在现代化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中，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很有必要参照别国的发展进程，其中，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经验与教训，自然是值得中国人高度重视的重要参照。

2007年，王养冲、王令愉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也有了出自本国学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该书作为上卷，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内容极其丰富，并不局限于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还包括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关于宗教斗争、女性运动、公民教育等以往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更是可圈可点。

鉴于中国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且法国大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即以《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引人瞩目的高毅近些年来较为关注中国革命中的暴力色彩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在2013年再版其《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时特意增加了两篇相关论文作为附录。在第一篇论文《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中，他论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法国大革命中两个基本观念（“平等”与“自由”）形成的影响，以及20世纪初在中国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开展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他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盛行不衰的革命崇拜，基本上就是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激励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论文结尾，他则发人深省地提出如下问题：如何“民主地结束革命”？中国是否应该再次向法国学习“走出革命文化和革命崇拜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