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

官僚主义具有自我保护功能和惯性，其中一项就是通过语义学转化，将上级制订的改革整顿措施的要求消弭于无形。“黄宗羲定律”表明，历朝历代有好的初衷、为人民减负的改革，在官僚主义操控下反倒加剧人民负担，难以摆脱“积累莫返之害”。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展开，开展“四风”突出问题整治已成社会共识。但“四风”既是一种风气，更是嵌入政治系统的结构性症候，纠正“四风”不是最终落脚点，在反对“四风”的过程中维护党的政令畅通、令行禁止，需要警惕和防范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

转义功能表现形式

老百姓普遍有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所谓“把真经念歪”就是官僚主义的转义功能在起作用。反腐措施都要限制和公开权力，会妨碍某些官员谋求私利的自由，官僚主义则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通过放空炮、打太极、走极端等方式消极怠工，阻碍反腐计划的实施。

用高调学习回避实质要求。王岐山同志指出：“官僚主义使工作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各种议事协调机构多如牛毛，文山会海，习惯于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这是党的作风之大忌。”新的文件和要求一旦同习以为常的利益化“成规”冲突，对于不愿执行而又畏惧问责的某些官员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轰轰烈烈搞形式，风风火火学文件，耗费时间精力，在高调学习中将真正“意义”消融于无形，通过知行分离，达到自保目的。这种做法要义在于，从改革举措中剥离内核，只传达文本形式和语言，却有意屏蔽意义。师父以手指月，弟子只看手指。这就是典型的转义功能。从八项规定出台到提出反对“四风”，从严禁公款送月饼到严禁公款购买、印刷、寄送贺年卡，反馈到上级的汇报材料，往往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会议传达”“一把手出席并表态”“全体到会同志纷纷发言”“一致拥护”“会后形成各种材料”等等。这种表象是否隐含着一种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于上级文件的理解局限于物质形态和语言层面，这样的汇报材料越多，文件真实的意义就越容易被淹没。

以不变应万变。生拉硬扯毫不相干的旧工作老措施以及日常运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应对中央提出的创新性举措，论证本地区本单位的“积极响应”。以此对彼，自说自话，上级要求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用一套秘书班子炮制出来的类似材料从容应对。在习惯的行政运作模式下，中央政策出台之后，一些地方往往迅速跟进，并整理出详细的经验汇报材料，仿佛先知先觉，但细细分析是靠不住的。其中许多诀窍在于“搭积木”，将以往的日常性工作重新组合，用新的语言包装，新瓶装旧酒，成为紧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姿态。如果陶醉于这种“一呼百应”的幻象，其实非常危险。

以偏概全、剑走偏锋地选择性执行。政策文件是一套完整系统，如果割裂开抓住某一章句不放，而不顾及其他条件，会使政策显得极端和难以操作。官僚主义正是抓住这一点，将其中的措施无限放大，不及其余，造成政策不科学、偏激的假象，从而使政策失灵。这是假积极背后的真消极。当某些下级对上级的主张不理解不同意的时候，一般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可能会因为有情绪、作表面文章而推向极端，导致无法执行。例如随意闯办公室检查电脑和物品等，都属极端之举。任何政策都会有正反两面效应。如将政策的放大效应推向极致，一方面当事者撇清了关系和责任，另一方面却使政策同日常工作生活对立起来，将政策推向更多人对立面，使之难以实行，这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