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行程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９日电（记者白旭 蔡敏 余里）７１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不太清楚“人治”和“法治”的确切含义，但是他的生活却为这两个词所改变。

每次谈到颁发确权证，推动土地理性、有序流转，这位老农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说：“俺理解，这就是农民身边最重要、最典型的法治。”

２００５年，在村委会的劝说动员下，严金昌把自家７亩地流转给了上海一家农业企业建养猪场。“俺当时觉得没有保障，不想流转，但村干部动员俺和另外６户农民说，上海人还能把你的地背回上海么，放心交给他们养猪吧，有土地租金收，还可以进场拿工资。”他回忆道。

但是２０１０年，乡、村干部又根据一份建设新规划，强制拆除养猪场改建大酒店，还打伤了现场抗拒拆迁的老严的三儿子和儿媳。上海老板得到补偿回城了。但老严和其他六户农民的地则从此被不明不白地被无偿征用，政府没有跟他签任何协议。

２００２年８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

“这几年，农业部专家和一些大学生们经常义务来为农民做法律权益讲座，俺搞清了什么是承包权、经营权，该如何保障这些权益。”严金昌说。

严金昌家另外２８亩地最近３年也陆续流转或征用出去了。他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他自愿的。其中，一部分被征用建设养老院，老严每亩得到２．８万元补偿。还有十几亩地流转给了一家种子公司。这一次，他在村干部的担保下和企业签订了协议，只流转１５年土地经营权，到期后，土地仍归还给他。流转租金必须随每年粮食价格浮动。去年已经涨到每亩８００元。

严金昌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正在走上法治道路、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中国民众的缩影。

　苦果：几千年留下的记忆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说，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

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法家先驱”的管仲就提出过“以法治国”，然而他的目的是“法之立，在御民，民治而国安”，归根到底还是巩固君主的统治权。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治多于法治，而这人治往往来自以血缘为纽带的礼教宗法体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即使是君王也有无奈的时候，比如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当初也没有婚姻自由，无法选择自己的皇后。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也就注定了他婚姻生活的悲剧。

当时的老百姓更是被封建礼教所束缚，不能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新中国成立之后公布施行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婚姻法明确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原则。

官方数字显示，１９５０年左右全国的包办婚姻约占婚姻总数的９０％以上，到１９５７年，这个数字缩减到１０％，而属于自由或半自由的婚姻则占９０％以上。

随后颁布的土地法让中国当时的３亿多农民获得了７亿亩土地，工会法让工人成为工厂的管理者。

１９５４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获得通过，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然而法治的萌芽却在１９６６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却也改变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文革’时期是法律虚无主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胡建淼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表示，当时没有任何法律规范，个人专制、独断、一言堂、治理社会的方式有非常强的随意性，缺乏制度与法律规范来治理国家的状态，导致了一场灾难。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反思了“文革”对法治的破坏以及造成的恶果。曾亲身参与并见证新中国法治史众多重大事件的老一辈法律人、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记得，当时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但是党内不少人视法治的提法为禁区。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到了１９９７年，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１９９９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

２０１０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领导人在２０１２年底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说。

２０１３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