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行程 （2）

　成果：载入史册的改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说，常常被提到的法治应该是“一种规则之治、民主之治、平等之治、良法之治、程序之治”，“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按照平等、民主、理性的程序和规则来办事，没有例外，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是靠几方面支撑的，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等。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大国甚至强国。”他说，“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层面上，我们还有不少缺失，与更发达的法治国家相比，还有很多不足和短板。”

截至２０１３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２４３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６８０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法律体系。

马怀德表示，有一些法律和制度建设的成果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比如１９８９年制定、１９９０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这是第一部民告官的法，改变了长期以来民不能告官、不敢告官也不愿告官的局面和传统，这种官民强弱不均的局面在这部法律中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说。

凭着这部法律，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５２岁的农民宋新元把安徽省环保厅告上法庭。

宋新元称，环保厅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作出的一份“环评函”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导致一家化纤企业开工后当地环境污染严重，请求法院撤销这份“环评函”。

“虽然官司目前还没有赢，但这家化纤企业暂时停产了。ＧＤＰ还能比生命更重要？”他翻着一些周边群众的病历说。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菜农平时喜欢上网，自学了很多法律知识。“我只是在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说。

也有不少法律法规的进步是被一些轰动一时的事件催生的，比如２００３年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是一位名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用生命换来的。

２００９年，四川成都妇女唐福珍为抗拒强拆点燃汽油自焚。她的悲剧引发了人们关注，２０１０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

“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我们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立法过程。”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天宗说，“但是封建社会几千年，传统的思想深入人心，不是短期改得了的。”

普法：提高百姓的意识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区委书记李学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自己辖区内有一个上访户，一年中到北京上访９１次，区里实在没办法只能一再让步满足他缺乏依据的诉求。这个例子反映了民间“信访不信法”的普遍心态，老百姓相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四川绵竹什地镇，为了挽回自己买到假种子的损失，７个村民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上访计划。

“我们打算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开着一辆车，带上两个人，拉着长出来的跟包装上说的不一样的笋，到省委、省政府和中央巡视组的驻地去寻个公道。”５１岁的罗开华说。

老罗的家在２００８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毁掉了，当时他“只剩下一个板凳”了。从那以后老罗辛勤耕耘，终于攒了一笔钱，和另外六个村民一起承包了全社１５０亩土地，今年买了三袋笋种子，希望能有个好收成。没想到长出来的笋是白色的，没有人愿意收。种子公司不肯赔，当地农业局也不管。

愤怒的村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上访。他们的计划最终被什地镇党委书记罗印杰得知了。这位３２岁的成都理工大学双学士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劝导。

“村民不知道怎样取证，我们就找来了法律专家帮他们办理，他们经济上已经蒙受了损失，我们就帮他们申请先不交诉讼费。”他说。

马怀德援引有关统计数据称，目前中国年信访案件一直在７００万至８００万件，集体上访居高不下。

“提高百姓的法制意识是当前在基层推广依法治国的关键。”杨天宗说。

因此，向百姓普法成了重要的工作。各地在通过传统的宣传方式普法外，还另辟蹊径，比如四川德阳中江县富强村。

这个有１４００人的村子去年用了半年的时间让百姓自己制定村规，为此村民们开了五次大会。

村民邓元琴提出，为改善村里的环境和避免邻里的纠纷，应该把鸡圈养起来。“大家举手表决，９０％以上的人支持，所以这一条就通过。”这位３９岁的农妇颇为自豪。

她表示，以前农村里的矛盾多集中在土地占用、牲畜乱放方面。“自从规定今年开始实施，街坊们关系也好了。”她说。偶尔有人违反，大家不再通过争吵等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按照规定进行罚款，还会把违反规定者的名字写在村委会门口的黑板上。久而久之，违反规定的人就少了。